周 纯 王 源 汤 相 石应岳 蔡梦说 魏茂林 翁矮古 魏梦云 杨世宁 陈国华 谢宝萱 李联星 罗怀盛 谢景德 苏庆云 陈锦辉 张双铭 张廷竹 杜连如 陈国辉 林 野 郭渭南 李永和 章独奇 郭滴人 陈客嫲 张溪兜 林 经 邱金声 郭香玉 谢再发 王 涛 陈 明 吴作球 张旭高 徐根竹 詹调元 李根荣 章启贤 连贤基 郑丰稔 郭庆光 苏逸云 徐秀寰 张龙地 邱浩川 王全珍 苏振寿 郭成柱 邓子恢 王源兴 吴潮芳 章汤铭 章葆真 陈汝奎 曹菊如 郑日晖 黄复康 郑起英 林映雪 陈桂昌 陈坤福 陈玉西 章子镛 魏应乾
嘉靖三十三年，主持兴修水利，自马坑沿山作圳，逶迤三十里，引小溪之水抵蔡坑，圳宽、深均0.5米，可灌溉荒熟田三十顷。岩人谓圳名“汤侯圳(渠)。”
城南临溪，每逢雨季，城墙常被水冲塌，屡筑屡毁。汤相任职期间，倡导捐资，自东门至南门，砌石筑堤护城，长一百余十余丈，既以障水，又便行人，人称“汤堤”。
汤相主修龙岩第二部县志，历时四年，于嘉靖三十七年刊行。
汤相任期届满离岩后，人们立汤公祠纪念他。
应岳以廉正直谏著称，先后上疏十余次，请节约宫庭开支以充裕国库，广建宗藩、节制赏赐等。任应天府尹时，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配合，严惩贪官污吏。民间流传“总宪(指海瑞)清似水，京兆(指应岳)白如霜”。
蔡为官清廉，巡按江南时，曾弹劾西陵侯籍田千余亩；在安徽主持筑铜陵堤，人称蔡公堤。巡按广东时，建造潮州城石梁，以御水患，当地人立生祠纪念他，与韩愈、陆贽的祠并列为韩山三祠。
张居正为相时，有人劝蔡投靠居正，蔡生性耿直，不为所动。居正死后，其改革政策遭政敌攻击，家被抄，幼子嗣修充军雷阳，处境悲惨。蔡上疏为嗣修说情，触怒皇帝。
蔡任海南道副使兼学政时，交趾两次侵犯钦州。总督戴耀为夺取头功，滥杀无辜，被蔡制止。事后，台省罢了戴的官，并说，如果不是蔡副使，不知要妄杀多少人!。
蔡初为官，每事必记以自省，坚持不懈，后汇编为《日省录》，刊行于世。
清宣统三年(1911)，龙岩闹饥荒，8月，西山农民向“义仓”借谷。义仓为官僚豪绅章斐文等三人所把持，他们以“义仓财产已拨地方自治会”为借口，拒绝借粮，激起农民极大愤怒。8月11日晨，翁率30多名会员，手持鸟枪、大刀、长矛，从平高庄向离城2公里的西湖岩山进发，沿途三点会会友和群众闻风响应。翁矮古在西湖岩山竖起义旗，声言支持西山农民，要杀尽自治会的土豪劣绅，推翻官府统治。翁派人在州衙署门前张贴布告，揭露章斐文等三人和自治会的罪行，称：“岩州自治，胜过豺狼，丧心不已，吞尽义仓……，三妖作怪，恶毒凶残……”，“若得三首，悬挂道旁，仇家可解，人心可安，百姓安乐，喜笑洋洋”。
翁屯兵西湖岩，威逼岩城，官吏豪绅惊恐万状，州官郎庆祥派人与起义军协商议和，拖延时间。翁受蒙蔽，放弃攻城。13日午时许，漳州府洋枪队抵岩，发起进攻。起义军用土炮“九节龙”还击。义军虽人多势众，终于抵挡不住，撤至龙门赤水一带。翌日凌晨，翁矮古在赤水桥遭龙门乡勇伏击，被俘，押解岩城。审讯公堂上，翁坦然答言：“自治会员是我的仇人，我不怕死，要杀就杀，不必多言”。午时，被杀害。邓子恢评价这次斗争是“农民自发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象征”。
魏梦云任校长期间，延聘名师，整顿学风，校誉大振，本县和邻县来求学者多。他四处奔走，募捐、筹集建校经费三万银元。于民国4年主持修建校舍，亲临工地督建，三年乃成。共建教学大楼5座，厅堂12个，寝室百余间及礼堂、图书馆、阅览室、厨房、膳厅、浴室等。
魏梦云以校为家，毕生精力贯注校务，晨操晚修，亲自督导，以身作则，工作孜孜不倦，为闽西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深受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敬重。
梦云晚年因子不肖，加上年老多病，万念俱灰，于民国15年3月15日晚投水而逝。
民国15年12月，与罗扬才等同志在厦门组织反对基督教大同盟。圣诞节前夕，在深田内山下挖出被天主教“仁慈院”残害的13个儿童的尸体，破获了一起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案件。他们将现场照片公诸报端，发动各界人民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掀起了“非基运动”。翌年1月，任中共厦门市委工运委员。24日，任厦门市总工会筹备会副委员长，他组织工人参加反帝反封建和争取工人权益的斗争。民国16年4月9日，与厦门市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一起被国民党右派逮捕，密解福州。5月23日，两人同在福州就义，世宁年仅22岁。他在就义前给父亲的绝命书云：“儿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
谢宝萱，号寄山，适中乡中心村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生。父亲经商，家境富裕，14岁入集美商科学校读书。
两人在集美读书时，受新思潮影响，参加杨世宁、谢景德等人组织的“龙岩留学集美学生会”等进步团体，并参加出版《到民间去》等进步刊物，抨击时弊，宣传新文化。民国14年(1925)春，一起加入国民党，宝萱还利用暑假和谢景德等回乡办暑期平民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同年秋，国华欣悉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的消息，辍学回乡(中甲当时属漳平)，抨击国民党右派，团结进步力量改组国民党漳平县党部，遭国民党(右派)县长逮捕，后经漳平人民群起抗议而获释。
翌年春，国华到龙岩，与陈树槐、李家骏等乘北伐军进军龙岩的有利时机，成立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和宝萱均为党部负责人，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俩在郭滴人影响和帮助下，先后加入共产党。
民国16年1月，宝萱回适中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同年4月15日，龙岩发生“清党”反共事件，陈国华在漳平被捕，谢宝萱遭通缉，但仍在农村坚持斗争。8月，国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与邓子恢等在东肖、黄坊、白岩、中甲等地发动农民开展“二五减息”斗争，组织农会，发展党员。9月，恢复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宝萱任宣传委员。11月，陈国辉解散县党部，宝萱和郭滴人等转入农村秘密活动。12月，国华代表中共龙岩县总支出席全省各县中共负责人联席会议，后任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委员。
民国17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国华秘密到宝萱家中研究工作，被暗探发现，同时被捕。他们未被财色诱惑，不畏酷刑威逼。陈国辉为防劫狱，把两人装入麻袋解往漳平。他俩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并组织越狱，未成。同年冬，一起被陈国辉枪杀，陈国华年仅24岁，谢宝萱年仅21岁。
邓子恢在《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中称赞陈国华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民英雄。
联星受当时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于民国15年(1926)春回国，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结业后，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兼该部福建省汀漳龙办事处负责人，到漳浦领导农民运动。曾率漳浦数千农会会员到漳州张贞师部请愿，要求豁免盐税，迫使张贞接见农民代表，允诺转报省政府办理。为适应农民运动发展需要，联星在漳浦县城武箭亭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一批闽南农民运动骨干。
民国16年，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在闽西、闽南从事农民运动。12月，当选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留在厦门的省委机关工作。翌年11月，因叛徒出卖，在龙海石码被捕。国民党要他填写“自新登记表”，他当面怒斥，撕毁表格。于12月22日被害于漳州仰止亭，年仅27岁。
民国16年4月15日，县长杜履贤指使流氓麻皮江等暴徒，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县党部，冲击监察署。正在执勤的怀盛对空鸣枪，围观群众惊散，暴徒乱了手脚，监察署领导人乘机派人找驻军前来解围，稳住局面。
同年冬，中共龙岩县总支委员会改组为中共龙岩临时县委，罗怀盛为首任书记，和郭滴人、邓子恢等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决议精神，确定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组织，进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组建了一批秘密农会和后田、隘头、龙泉等村党支部。民国17年，参加领导后田暴动。后调往闽南从事革命工作，在漳州遭张贞部队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12月22日，和李联星一起就义于漳州仰止亭。
民国13年(1924)5月，与岩籍同校学生张旭高、杨世宁等人创办龙岩留集美的学生会刊《到民间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暑假期间，回乡举办平民学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宣传国民革命道理。毕业后留校小学部当教师，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参加了厦门地区共青团支部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1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2月，共产党组织派他回岩参加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工作。龙岩“四·一五”清党反共事件后被迫潜往武汉。同年8月间与省党务特派员陈明等回闽。次年秋，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此后历任省委特派员、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在漳州、厦门、泉州等地指导工农运动。
景德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秘密工作，他机智勇敢，善于应变，为工作需要毅然拔掉一排前牙，制作各种假牙，以应乔装之需。他时常化装成衣衫褴褛的农民、拉黄包车的工人、叫卖的小贩、蓬头垢面的叫化子、西装革履的绅士。他还特制了里外黑白二色的衣帽，衣服用合纽，一拉即开，一旦被军警发现，即拉开合纽，反穿衣服，翻戴帽子，几秒钟后俨然另外一个人，安然脱险。国民党虽悬赏500光洋缉拿他，但始终无奈他何。
民国19年5月25日，与罗明、王德、王海明、陶铸等同志一起领导厦门大破狱，景德负责接引工作，将出狱同志安全送至集美附近农村，分批转闽西苏区。景德终因积劳成疾，于同年11月在厦门病逝。
民国16年4月15日，龙岩发生“清党”反共事件。7、8月间，庆云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詹调元保荐，任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常务委员。他在中共龙岩县总支委员会支持下，恢复国民党县党部，安排共产党员在县党部任职。邓子恢为秘书、郭滴人为组织委员、谢宝萱为宣传委员。是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陈国辉率部进驻龙岩，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庆云因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被党组织派往福州、厦门从事秘密革命文化工作，先后在福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厦门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与章独奇等编撰《在陈国辉铁蹄下的龙岩》一书，被视为“共产党嫌疑”遭逮捕。终因查无实据，经中共党组织和友人营救出狱。后在海澄、漳州、南靖、平和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民国19年回岩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兼《闽西红报》编辑、龙岩列宁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等职。翌年，被诬为“社会民主党”而遭错杀。
民国17年3月4日晚，地主豪绅召集“关帝福会”，图谋不轨。陈锦辉在县委领导下，率领农会会员手持梭标、匕首，还有6支长枪，突袭“关帝福会”，当场击毙地主狗腿子陈北端，地主豪绅丧魂落魄。农会焚契约，分浮财，破仓分粮，宣布不交田租，不还旧债，土地由农民分配。暴动后即成立后田游击队，陈任队长，成为闽西第一支工农武装。游击队多次粉碎了陈国辉和地主武装围剿。民国18年，配合红军攻打龙岩城，逐步发展为几百人的县赤卫大队。当年他曾受毛泽东、朱德接见，朱德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很需要象你这样的军事干部。”
陈锦辉先后当选为中共龙岩县委委员、龙岩县第一、二届苏维埃政府委员。民国20年，被诬为“社会民主党”而遭错杀。
民国13年春，廷竹到漳州暨南中学和南安斗南中学学习，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旋又转学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结业后，以教书为掩护在闽南从事革命工作。民国18年5月回岩，在闽西特委机关工作。曾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并与苏庆云主编《闽西红报》。廷竹善绘图案，擅长油画，是闽西工农银行面额伍角、壹元的纸币和闽西交通总局贰片、肆片的邮票图案设计者。他设计的邮票以红星、镰刀、斧头为图案，融政治、艺术为一体。他还常为闽西红色书报绘插图、宣传画，画面栩栩如生，寓意深刻。民国20年，廷竹被诬为“社会民主党”而遭错杀。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连如曾任权舆两等学堂、丰江初等学堂校长，后任龙岩中学堂教员、县劝学所长、教育会长。
民国初年任溪口县佐。民国12年(1923)2月和翌年4月，龙岩遭军阀蹂躏，他两次出任县知事。北伐军入闽，县长姚其昌逃跑，连如再度出任县长，成为大革命前龙岩封建势力的当权派。11月，考塘乡农民协会成立，连如暗中派人到考塘以加入农会要坐牢、要杀头，恫吓群众，妄图瓦解农会。民国16年3月，他与郑菊人、林尚轩等国民党右派20多人组织三民实进会，与监察署和县党部公开对抗。4月15日他策划右派势力雇佣社会流氓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冲击岩平宁监察署，勾结驻军罗步月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派人士6人，通缉郭滴人、张旭高等人，解散工会和农会，“清党”反共，喧嚣一时。同年10月，陈国辉踞岩，连如唆使陈国辉妄图以“通共”罪名捕杀左派青年苏庆云等人，但未得逞。
民国18年农民武装大暴动前夕，连如去漳州等地。民国20年至厦门鼓浪屿定居，翌年病故。
陈国辉抵岩后，大举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收留南靖著匪吴虎、李雄等，网罗地方土豪劣绅林尚轩、刘烈波等，分别委以营长、连长等职务。升任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后，又在适中和永定、漳平、宁洋部署兵力，“搜剿”共产党。
在岩期间，与杜连如等一帮朋比为轩，巧立名目，征收人头捐、烟苗捐、牲畜捐、公路捐，筑路派工派款，名目繁多，残酷盘剥龙岩人民。民国16年11月，中共龙岩党总支领导“龙岩城暴动”，反对陈国辉统治。陈国辉纠集地方势力疯狂反扑，砸毁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左派)，强迫解散县工会及各区乡农会，逮捕革命群众，通缉共产党人，杀害工会负责人杨全贵、林克武等10人，许多人被罚款或被迫逃往他乡。
民国17年3月，后田农民武装暴动，陈国辉部署500个兵力，分两部进攻后田，农民武装和部分群众撤退上山，暴动队员陈根地、共青团员陈阳照、张国民均遭杀害。陈部进村后，农民的财物、禽畜被洗劫一空。还向后田村勒索5万元所谓“赔偿损失费”，培植地方民团。同年8月6日白土暴动，三县农民武装攻打龙岩城。陈闻讯率主力从永定回龙岩，插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15日，枪杀33名革命志士，还杀害闽西共产党骨干谢宝萱、陈国华等人。
陈驻岩期间，整理市政，修建中山路街道，拆除旧城墙，修筑环城公路；龙门、东肖、雁石、白沙等墟镇街道也同时清理辟宽；兴建中山公园，四周绕以垣墙，内有体育场、检阅台、擎天塔、猴洞、凉亭、莲花池等建筑。在体育场举办岩平宁三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成立公路局，征用农田、民房，派公路捐，修建龙岩至永定、龙岩至厦老公路，开筑龙岩至崎濑路基；从厦门购买4辆汽车(客货车各2辆)，拆件从华安、漳平水运至龙岩组装，为龙岩有汽车之始。他还在县城强令妇女剪发，禁止缠脚。
民国18年3月，陈国辉由漳州回龙岩，途径南靖金山，在山道小路与去福州的国民党龙岩县党部筹备委员陈雪琴(左派)相遇，两人相错而过。陈国辉猛然回头，问其随从：“此人是谁?”似曾相识”。答“是陈雪琴”。陈国辉便令回追数步，枪杀陈雪琴，抛尸山沟。同年5月23日，红四军趁陈率主力在潮州、汕头，岩城空虚之机，首克龙岩。6月3日，为引诱陈主力回岩全歼之，红军再克龙岩。翌日，主动撤离。陈急速率部于6日回岩，举行所谓“庆功祝捷大会”。19日，红军三克龙岩，歼灭陈部主力二千多人，陈化装逃往漳州。民国21年，陈国辉被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诱至福州，11月26日被枪决。
民国18年参加红军，历任闽西红十二军参谋长、红军军事政治学校训练部部长、公略步兵学校校长(校址在江西于都)。致力红军军事教育工作，培养政治军事人才。民国21年4月，指挥红校学员及红军部队在江西东南战役中，以少胜多，歼敌大部，受到中革军委表扬。
红军长征后林野和爱人魏月初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在瑞金负责后方留守处工作。民国23年在国民党加紧“清剿”，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留守机关领导及苏区保卫局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认为凡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过的人均不可靠而加以杀害，林野夫妇被杀于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洞。
16岁参加红军，后转到东方游击队。民国21年12月，任东南路游击队队长，率队活动铁石洋一带。民国23年4月，东南路游击队与东肖区游击队合并，成立县游击队，永和任副队长。县游击队在红八团指挥下，与红八团一道活动于漳龙公路沿线，破坏国民党东路军的这条重要运输动脉。8月15日，永和率县游击队在铁山美丽溪截击国民党军第十师的一辆盐车，缴盐数千斤；30日又伏击军车一辆，击毙一名排长，缴枪30余支。其后，县游击队配合红八团，牵制国民党东线兵力，掩护红军主力大转移。
民国24年5月，龙岩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龙岩独立营，永和任营长。9月5日，永和利用西山圩日，在西湖岩山上埋伏下8名游击队员，自带十余人穿便衣潜入西山圩，消灭西山民团，火烧西湖岩山炮楼。
翌年1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先后编为6个支队，永和任第二支队支队长。8月，国民党对革命基点村实行移民并村，烧房屋，捕杀干部群众。永和率二支队攻克马家山炮楼，歼敌14人，缴枪10多支，解救被关钾的群众。
民国26年(1937)3月，永和在陆家地遭粤军一五七师四六九旅袭击，壮烈牺牲。
民国10年春，与邓子恢、陈明等发起组织奇山书社。民国12年8月，在奇山书社基础上筹办《岩声》报，被推为总编辑。教学之余，以《岩声》为阵地，揭露军阀、官僚、豪绅的罪行，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号召革命。向在南洋的文教界和乡亲介绍《岩声》宗旨，使《岩声》在舆论、经济和稿源上得到岩侨大力支持。
民国15年秋，在鼓浪屿英华书院任教时，与龙岩进步青年连洛珊、苏庆云、陈雪琴等发起组织旨在“打倒龙岩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新岩同志社。北伐军攻克福州后，经新岩同志社推荐，省政务委员会拟委任章为龙岩县长，章未接受，回岩任省立九中校务委员。民国17年春，因陈国辉镇压革命，他避居厦门，与共产党员苏庆云等编撰《在陈国辉铁蹄下的龙岩》一书，揭露陈的罪行。后在泉州安海养正中学、鼓浪屿英华书院执教。
民国22年春，回龙岩乡村师范学校执教。民国25年10月病逝。
章独奇一生大部时间从事教育工作，爱护学生，热心教学，言传身教，甚获学生爱戴。著有《南洋杂诗》、《杈枒集》、《枯叶集》、《青春游草》等诗集，并有“家乡的鸟音”、“东宝山的虹”、“箕斗”等散文，刊载于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并收辑童谣、民歌170余首，编辑出版《龙岩歌谣》第一辑。
民国15年(1926)春，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即改名为“滴人”，意为“点点滴滴为人民”。同年6月，在农讲所加入共产党；9月和陈庆隆等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在北伐军东路军总政治部工作；10月，随军回岩，在该部汀漳龙办事处岩平宁分处工作，领导农民运动，支持张旭高开办农民运动宣传人员养成所，培养了一批农民骨干，吸收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翌年1月，中共龙岩县总支委员会成立，任组织委员。与总支的同志一起深入农民、工人、学生中帮助建立农会、工会和学生会。支持国民党县党部左派青年和国民党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主任张旭高等开展工作。他们和国民党右派杜连如等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龙岩各界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二五减租”、“对半减息”，反对封建婚姻，禁鸦片，禁赌等决议，打击了地主豪绅。
民国16年4月15日，龙岩“清党”反共事件后，滴人遭通缉。他隐蔽在农村，走乡串户和农民谈心，发动东肖后田等9个乡村建立秘密农会。同年8～10月，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全县约三分之二的地区组织农民协会，会员达10万人。许多地区都建立“党支部——秘密农会——公开农会”三套组织，共产党在群众中扎根，成为领导核心。同年11月，任中共龙岩临时县委组织部长。民国17年3月，与邓子恢等领导后田暴动，此后主持县委工作。翌年，领导全县农民总暴动，率领游击队配合红四军三打龙岩城。消灭陈国辉部后，组织制定分田原则和政策，先在后田作试点，后全面铺开。不到一个月，各区完成土地分配任务，同年9月，当选首任县苏维埃主席，民国19年6月，当选为闽西特委书记。12月，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他任宣传部长。
是年冬始，闽西苏区发生了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事件。随着事态的扩大，他看到一批优秀党员相继被害，察觉到运动已被引入歧途，即和张鼎丞一起向党中央报告，并于同年6月，按中央指示撤销以林一株为首的闽西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政治保卫处，任处长。11月，释放一批被关押的同志，稳定了苏区的局面。
民国20年11月后，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兼文化部长、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地方工作部部长。
民国22年，在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中，郭滴人被指责为“罗明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受到撤职的错误处理。
民国23年10月，他以顽强毅力，战胜肝病折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长。终因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于民国25年11月18日，在陕西省保安县病逝，终年仅29岁。1956年10月，他的骨灰移葬于闽西革命烈士陵园。
一天下午，游击队领导人在她家开会，客嫲照例在家门口补衣、放哨，突然听到村头传来暗号：“牛吃麦子啦……”，她猛一抬头，果然发现民团引着一群国民党兵进村，也立即接过暗号大喊起来，屋里开会的同志闻声从后门上山。民团察觉客嫲喊得蹊跷，抓她审讯，严刑逼供，剥她的衣，绑于柱，用香火熏灼她的胸脯，逼她供出游击队行踪，客嫲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民团又割她乳房，撒盐巴，仍无所得，最后把她投进监牢。她托同牢的一个人说：“我可能活不久了，请转告游击队，我对得起共产党，告诉我媳妇，家里还有几斗米，给同志们送去”。一个夜晚，她和另6个同志被押出枪决，一阵排枪，7人倒地。一会儿她从朦胧中苏醒，方知子弹从她下巴穿过，挨到夜深人静，得以逃脱，后被游击队接上山治疗。
经几个月疗养，伤情渐好转，这时国民党又封锁搜山，情况危急，游击队的粮食极端困难，客嫲心急如焚，不顾同志劝阻，带病下山，为游击队筹粮送粮。开始只在晚上活动，逐渐白天也用头巾包着脸活动。民国26年1月，被民团围捕，虽遭严刑拷打，但只字未吐，最后被杀害。
民国17年春加入共产党，是龙岩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参加后田武装暴动，带头破开“公尝田”的粮仓，分给无粮和缺粮农民。后田暴动后为游击队筹粮送药，传递情报。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捕，关押在城内牢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翌年，红四军攻打龙岩城，张溪兜被救出狱。民国20年，丈夫被诬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遭错杀，自己也被停止组织生活。但她从不消沉，而是继续坚持革命，直至错案得到平反改正。
红军长征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任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并任东肖区委委员，在后田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瓦解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负责游击队后勤工作，筹粮食、探情报，组织妇女为红八团采集中草药，并在后田村后山搭寮建立被服厂，带领妇女为红八团制军装，筹集大批布料，用仅有的一台缝纫机，在3个月内为红军赶制了200多套衣服。游击队员感激地说：“当我们部队遇到困难时，只要找到溪兜姐，总有办法解决”。
民国26年初，溪兜与东肖区委书记陈培钦等3人，在东肖榴坑被地主武装民团包围，三人分散突围，她被围困在一牛棚内，万分危急之际，毅然舍身取义，时年33岁。
宣统二年(1910)后，林经先后任诏安、漳浦、长泰、泉州、永春、漳州及龙岩邮局局长兼龙岩邮段(辖龙岩地区各县及清流、宁化、泰宁等县)视察员。
林经不畏权势，不为利诱，坚持邮政制度，凡地方军政人员到邮局查阅别人的信件及汇款等事，均被婉言拒绝。在漳州任职期间，有人想利用包裹走私漏税而贿赂林经，遭严词斥退。民国8年(1919)，在永春拒绝败兵欲将财物、弹药匿藏在邮局的无理要求，受到省邮政管理局的嘉奖。
他以养花为乐，常以自养花卉装饰住宅，从不动用邮局规定的局长住宅装饰费，他说：“这已经焕然一新了，何必浪费邮局钱财呢?”
民国20年在漳州邮政局长任内退休，撰联自娱：“也学佛也学仙，坐一个蒲团入定悟真，非常快乐；不求名不求利，养几盒花草陶情淑性，何等安闲。”民国26年3月，病逝于漳州。
民国23年4月，任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简称红八团)团长。率团插入国民党统治区，在漳(州)龙(岩)公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以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5月9日，红八团来到永定的洋背村，团部设在一土楼里，主力外出游击，金声仅带一警卫排留守。上午10时，团部被粤军一个营包围，情况紧急，金声在楼内沉着指挥反击，他弹无虚发，击伤粤军20余人，坚持至傍晚，主力部队返回，他率部一举反攻，打败粤军，共击伤粤军90多人。
6月初，红八团在东肖铲除民团，金声把大部队埋伏在街道两侧监视附近祠堂里的国民党军，通过内线开门，亲率突击队迅速冲入民团住房，不费一枪一弹，缴获40多支步枪，俘获30多个团丁。金声还用化装和埋伏袭击等战术，神出鬼没，出现在石粉岭、南洋坝、永福、永定古竹等地，袭击民团，弄得敌人团团转，手足无措。红八团邱金声由此声名大振，敌人闻风丧胆。
金声与邱织云、魏金水领导红八团，自6月至9月，共在漳龙公路线上进行了9次袭击，破公路截桥梁，击毁国民党军车40多辆，把国民党第八十师牢牢牵制在公路沿线，还开辟了龙岩、漳平、南靖、平和等县游击根据地，出色地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民国23年10月，红军长征，红八团留在龙岩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翌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金声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民国24年10月，邱金声率队化装成国民党兵，绑上国民党四处通缉的游击队干部彭涌金来到赤水炮楼前。民团派人开门迎接，被金声缴械，团丁无一漏网。同年冬，闽西“剿共”指挥官妄称已消灭红八团，为戳穿谎言，煞其气焰，红八团袭击了国民党陆军第十三医院。医院位于龙岩城西，周围有重兵驻防，一天夜里，红八团在医院附近一些要地布置一个连的兵力，金声亲率30多人的短枪队，化装成国民党兵，进入医院，搬走药品8担。夜袭医院的胜利消息，粉碎了谎言，震慑了敌人，振奋了群众。
民国26年，包括红八团在内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金声任该支队第三团副团长(团长黄火星)。次年3月1日，第三团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金声在长期戎马生涯中，积劳成疾。民国28年，病逝于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医院。周恩来在新四军召开的纪念邱金声、萧国生(另一团政治处主任)大会上说：他两人代表了多年奋斗、至死不息的革命者的意志，是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他们的精神永耀于新四军，光辉于全民族。
民国18年(1929)农民武装暴动后，她剪去发髻，放开小脚，投身革命。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8月在厦门中共福建省委秘书处当炊事员。她用有限的经费尽力办好伙食，为大家缝补浆洗，备受赞扬。民国20年3月，国民党当局袭击省委书记处，香玉等3人被捕。她遭毒打，皮开肉绽，牙齿无存。她佯装不懂普通话，一口咬定自己是炊事员，未暴露真实身份。获释后一路行乞回乡寻找党组织。当时龙岩已被国民党军杨逢年部占领，有家不能归。又徒步到长汀苏区，被分配在省委机关做后勤服务工作。得悉儿子被诬为“社会民主党”遭错杀，悲痛之余，擦干眼泪，埋头苦干。因工作出色，经邓颖超推荐，去瑞金中央局机关做服务工作。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香玉遵照党组织的吩咐，留下坚持斗争。回到龙岩，担任湖坑党总支书记(辖湖坑、后陂、溪坝、连坑、赤水桥、赤水排头、官圳等7个支部)，领导群众抗租抗捐，筹集粮食、被服、药品，支援游击队。民国29年9月3日被民团捕获，惨遭活埋，时年43岁。
早年参加适中民团，民国18年(1929)脱离民团，往漳州做生意，其间受同乡共产党人谢景德的影响，参加了厦门大破狱的接应工作，护送谢仰堂等3人回岩。
民国21年，从厦门带回二、三十人，三、四百支枪，组织民军，后受编于十九路军，任营长，驻扎适中，并同共产党建立联系。福建事变失败后，十九路军被迫受编于粤军，再发拒绝受编，在共产党支持下，将所部编成抗日义勇军，同国民党保安队作战。民国23年8月，将所部六、七十人，二十余支短枪，三、四十支步枪编入红八团和县游击队，只身往香港。途中被国民党逮捕，经共产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复赴港。民国26年春回乡，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感召下，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愿意从中促进闽西国共两党和谈。随后，利用与驻适中粤军营长吴琪的老关系，居间推动搭线，促成了岩南漳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龙岩县军政委员会主席吴作球同吴琪的谈判，双方达成停火协议，闽西国共和谈有了良好开瑞。接着又斡旋于闽西南国共两党之间。民国26年6月，陪同红九团政委谢育才去漳州与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接谈；7月，又陪同邓子恢在岩城与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谈判，力促合作抗日。魏金水称谢再发是共产党的可靠同盟者。
民国30年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建国后，人民政府追认谢再发为革命烈士。
民国30年1月中旬，党派王涛任中共南方工委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同月20日，国民党发动闽西事变，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各县县委驻地，捕杀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形势严峻。王涛组织武装自卫反击，将特委机关隐蔽进山，通过《团结报》揭露闽西亲日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和残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罪行，宣传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
王涛利用战斗空隙举办政治军事训练班，亲任教官，开设文化课，劝导年龄较大、学文化较困难的同志要耐心学习，他说：“学文化很重要，现在能打仗就行，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是寸步难行的”。
王涛和部下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对伤病员体贴入微，亲临慰问，为他们送饭、煎药。他身患胃病，曾两度大出血，同志们千方百计买了鸡蛋给他补养身体，却被他婉言拒绝。
民国30年9月21日拂晓，因叛徒出卖，驻守在马坑与合溪交界地油房坑的特委机关被保安十一团三大队包围，王涛正在上军事课、做示范动作，右肺中弹，他强忍剧痛，奔向山寮准备还击，中途又中弹倒地，壮烈牺牲。
民国33年(1944)10月，为纪念王涛，将闽西特委武装命名为“王涛支队”。
民国17年4月，在漳州遭张贞逮捕，拒绝诱降。9月22日晚越狱逃出。次年1月，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民国20年回国后，历任福建省军区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瑞金红军学校政治理论教员，独立师政委。民国23年10月参加长征，在中央纵队干部团负责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工作，到陕北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从事政治、军事理论教学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处宣传部长、苏鲁皖运南支队政委、中央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副校长、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长、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前身)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民国30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陈明率山东分局战工委、八路军一一五师直属机关干部参与大青山战斗。因联系中断，误入日军包围圈，陈率部与日军作殊死战，双腿负伤，随身只有警卫员吴开玉，吴要背他突围，陈命令道：“你快跑开，活一个算一个，反正我不能跑了”。为不当俘虏，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为国捐躯。
民国18年5月，红四军入闽经过大池，作球加入暴动队跟随红军攻打龙岩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20年，任共青团大池区委书记，同年秋参加龙岩县游击总队，任班长。11月24日，率一个班从九曲岭直插大池圩，配合闽西红军独立师消灭大池民团。翌年后，历任县少先队总队长、大池区团工委书记、游击队分队长，民国22年11月加入共产党。次年任中共龙岩县委委员兼少共县委书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支持和配合红八团开展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历任岩永杭游击队中队长、岩平宁游击队大队长。民国24年5月，任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魏金水一起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八团作战。民国25年任县军政委员会主席，兼龙岩县独立营政委。翌年，和魏金水一起与驻适中粤军营长谈判。
闽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成功后，县军政委员会撤销，恢复中共龙岩县委，作球任中共龙岩县委副书记。民国27年2月，调任漳州中心县委副书记，后又回龙岩县委担任书记。领导农民挫败业主团的收租夺田和圈占土地办农场等阴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闽西事变”后，作球妻子(黄秀娣，共产党员)被捕遇害，不满3岁的儿子被保安团拐卖，下落不明。民国31年后，他积极领导分散的隐蔽斗争，保存革命力量。民国32年7月，在县委驻地附近的九曲岭羊角坑游泳时不慎溺水遇难。
龙岩“4·15”政变后，遭通缉，转至漳厦，加入共产党，担任平和县委书记。平和暴动失利后，转去上海。民国19年南渡菲律宾，当过工厂秘书、中学训育主任兼史地教师。民国21年后，在菲律宾马尼拉巴西中华中学和南洋中学执教，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介绍不少学生回延安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四处奔走，宣传推动抗日。倡导组织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后改称文化救亡协会)，设立青年战时服务团，创办抗战图书馆、国难夜校，逐周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在华侨界掀起抗日高潮。为争取国际支持，举行中外记者座谈会，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活动；亲率中外记者考察团回国，深入抗战前线，收集大量资料和照片，撰写许多反映中国战地实况的新闻报道。
民国31年1月，马尼拉沦陷，旭高隐居乡间，仍为抗日游击队递送消息，筹集经费。次年9月，在一次“清乡”中被日军俘获，张秘密托信给夫人说：“情形无可挽回，吾死必矣，幸为转告来年往返各知交，万一吾被指认，唯有一死，决不牵累他人，故各人不必惊慌，也不必迁移住地……”后由于未被指认出而获释。民国33年(1944)1月再次被捕，不屈，同年被日军暗杀。抗战胜利后，华侨和当地人民在马尼拉市单独为他建立纪念碑。
民国28年春，进陕西鄜县张村驿卫生学校高级班进修。班上多数是高中毕业或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根竹文化基础较差，学习吃力，但他知难而上，以勤补拙。他还选修英语，能阅读英文医学书籍，学业名列全班第一。在毕业典礼上，一位教师激动地说：“从徐、涂(第二名)两同学可看出，在工农大众里面，是有很多优秀人才的，这些人才在旧社会不知埋没了多少”!根竹在会上说：“我是在红军里长大的，在红军里一个字一个字认起来的，红军就是我的父母”!
民国31年，他在延安一所医院工作时，槐树庄一带流行一种肠胃病，当地叫吐黄水病，上吐下泻，死亡率高。根竹带2个助手，住在槐树庄，扑灭此病。不论三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不管路途远近，他都拖着伤残的腿，为民治病。8月，在延安举行的群众卫生工作模范选举大会上，槐树庄的十多个农民，提着鸡蛋等礼物，赶到会场，一致选举徐根竹为模范。
民国33年5月，国民党侵犯关中解放区，根竹率手术队参加战地医疗工作，被任为关中卫生部长。民国35年回延安，为保卫延安，放弃跟外科专家深造的机会，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民国36年(1947)10月30日，在山西榆林战斗中，他率一手术队上前线，傍山设立临时手术室，正当他在做手术时，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手术室中弹，根竹以身殉职。曾任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得悉噩耗，悲痛地说：“凡是和根竹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周恩来得知此事，对卫生部的同志说：“象这样的人民好医生，你们应该写文章，应该宣传，应该让大家学习”。
民国15年，北伐军入闽，詹调元出任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治科科长，管理全省民政司法和外交事务。民国17年，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主持全省党务。曾推荐左派青年苏庆云任国民党龙岩县党部负责人。民国22年，改任省党部监察员，民国31年任国民党龙岩专区党务督导专员，曾出席国民党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调元告老还乡后，把自己的旧房屋捐赠村里办福川小学，并担任名誉校长，曾应聘担任私立雁东初级中学名誉董事长、校长。1950年初病逝。
民国25年，由于叛徒朱森的出卖，当地的三十多名共产党员、接头户被捕，根荣与儿子秋林、秋竹(均是共产党员)亦同时被捕。父子三人同时被提审，刑讯人先后将他们吊在梁上，用烧红的铁条烙胸脯，逼他们供出共产党和接头户的名单，他们只字未吐，刑讯人见用刑不能达目的，便表示，只要他们答应以后不再为共产党办事，即可保住性命，又被父子三人严辞拒绝，刑讯人又威胁根荣说：“你们父子三条命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只要你肯吐出‘悔过’。二字，就既往不咎，撤销死刑。”根荣气极，斩钉截铁道：“别的没有，要命有三条!”
第二天，父子三人和十多位乡亲被绑赴刑场，刽子手用枪对着秋林、秋竹两兄弟，以两个儿子的生命要挟根荣，逼他‘悔过’。根荣怒火中烧，挣扎着要与刽子手拼命，混乱中，枪响，秋林、秋竹牺牲，根荣失去知觉。苏醒后，他肝胆欲裂，吼道：“为什么不打死我!!”。
根荣被意外释放，儿子被杀，媳妇又被迫改嫁，家产也被洗劫一空，但他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减，与孙子相依为命，坚持斗争；还将三儿子从南洋寄来重建家园的钱，全部拿去买药支援游击队。
建国后，他从未夸耀过自己的光荣经历，也没有向人民政府伸手要补偿。终因伤残成疾，于1952年病逝。
启贤成年后，以行医、看相为生。他目睹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认为要提高妇女地位，必先从提高妇女文化入手，于民国元年(1912)利用章姓公房，并腾出自己私房在平在坊(今社兴)创办平权女子小学。建校初，因陋就简，家校不分，自编教材，并亲授语文、算术课程。翌年，自任校长。启贤顶着封建舆论压力，苦心经营。校庆十周年时，龙岩知名人士章独奇赠其一幅对联云：“学校灵魂生命重，家庭观念羽毛轻。”
就学女校者逐年增多，学校规模逐渐扩大，设备逐步充实，终为社会承认，并获各界好评。历任龙岩县长都曾到校视察，后得到县政府按月拨款补助，平在坊的公产也拨部分归学校掌管。
民国22年，启贤又另开设一所专收男生的惠权小学。民国27年两校合一，称平权小学，学生多达二百多人。
民国33年，启贤任平铁乡乡民代表会主席，涉足乡保政事。建国后，人民政府接管学校，章仍任校长。1952年病逝。
民国2年(1913)，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12年国会大选，贤基接受五千银元，贿选北洋军阀曹锟为“大总统”。此后留连北京，希图跻身政界，但未能如愿。不久，回岩受聘为省立第九中学国文教员。
民国15年冬，北伐军入闽，龙岩工农运动迅速兴起。贤基于翌年1月，因贿选事被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和国民党龙岩县党部扣留、游街。民国17年，去上海与其侄辈合资创办上海三山烟草公司，生产卷烟，后又在厦门设立大川经理公司，推销自产的卷烟。民国23年，卷烟滞销，烟厂关闭，贤基闲居厦门鼓浪屿。
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岩，受聘为县立初级中学国文教员，直至建国初。他对龙岩方言进行过多年研究，编写近万字的专著《龙岩方言土声韵》，又著有《七巧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曾参加编纂民国9年版和34年版《龙岩县志》。1953年病逝。
民国2年(1913)，为省议会议员、副议长。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时，他响应孙中山号召，为议会执笔写了《讨袁氏檄》，历数袁世凯窃国罪状，后遭通缉。民国7年，粤军入闽，被委任为福建高等审判厅厅长。民国1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出任省制宪筹备处副处长。次年，北上出席段祺瑞执政召开的善后会议，被任为参政院参政。民国14年冬，离京回省，代行省议会议长职务。北伐军入闽，省议会停止活动，他回居龙岩，成为“公民派”的头面人物，联结杜连如为首的“松涛派”，与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县党部对立。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往九江求见蒋介石，冀谋政职，蒋促其回闽协助地方“清党”，郑将蒋的政变阴谋秘密转知龙岩县长杜连如，以致龙岩迅速掀起“清党”反共恶浪。
民国21年流寓厦门，先后在大同中学、厦门大学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龙岩旅漳厦同乡会邀集的一次绅士会上表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同时，代同乡会草拟公开信，呼吁闽西国共两党和谈。
民国28年始，先后应聘编修泰宁、崇安、华安、龙岩、漳平、长泰、云霄、南靖等八县县志(华安县志未出版，南靖、漳平县志未成书)，著有《八邑志书序例》。民国36年，郑丰稔年满75岁，发表告闽西南同胞书，自诩足能走、手能提、口能说、笔能书。热衷于国民党的所谓“宪政实施”。参加国民党中央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竞选(时闽西南21个县共三个名额)，结果落选。
民国37年，执教于龙岩高中。建国后，曾写《解放曲》：“……自古圣贤书，唯心多唯物；长令弱小者，无所措手足；历史五千年，世界如睡熟；……漫漫长夜里，旦旦何时复；封建与传统，推翻宜从速；矫矫毛泽东，旷代一先觉；服膺为马列，见解何卓荦；……”。1953年病逝于厦门鼓浪屿，终年81岁。
庆光教风严谨，讲学提纲挈领，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校教学设备不足，他因陋就简，制作装配各种模型、标本以及理化实验仪器，以加强直观教学，使学生学有所得。1955年，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各中学自制教具展览，庆光生前亲手制作的各种教具专车运省展出，博得全省好评并获嘉奖。
他对数理化、博物、地理、手工颇有研究；对中国文史也有较深的造诣。除音乐、体育外，中学课程他都能应付自如，被公认为中学教师中的多面手。终其一身，“以教为业，矢志不移”。晚年患有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常带病上课，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中学历届校友曾集资赠其一只刻有“一代人师”的银杯，以表尊敬、爱戴之情。
1951年当选为福建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又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
民国16年(1927)秋，受郭滴人，邓子恢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参加秘密农会，翌年参加后田暴动，并加入共产党。民国18年春任东肖区妇女会主席。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城，她发动几百名妇女参加暴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任妇女部长，发动妇女打破封建枷锁，并带头剪去发髻。在她带动下，城乡许多妇女相继剪去长髻。解开裹脚，走向社会。
民国19年夏，任东肖区苏维埃代主席期间，曾有一次带领两人用一把锄头、两根扁担俘虏三个掉队的国民党士兵，缴获步枪三支。民国21年2月，随游击队转移到长汀，任难民委员会主席，组织难民生产自救。后又参加游击队，经十个夜晚行军，闯过封锁线，回到龙岩打游击。
民国25年，负责游击队缝衣厂事务工作。一次，游击队和缝衣厂被包围，激战之中6人牺牲、2人被捕、1人叛变。龙地率两个女工突围未成，便急速藏好几匹布后，分别隐入三个被杂草覆盖的小坑中，她们敛声屏气，终未被发觉。龙地知道叛徒熟悉特委驻地，待围兵走后，忍着伤痛，翻山越岭向特委报信，使特委得以安全转移。
民国26年后，参加保田斗争，为游击队做交通工作。民国30年“闽西事变”后，国民党“围剿”频繁，游击队经常转移，龙地接受县委交给的任务护理身受重伤的巫先科、高日胜。她冒着危险爬山寻找草药。一天，采药回来，发现一群国民党兵向伤员住处包抄，即果断地开枪，引开国民党兵，又迅速折回将伤员转移。当时龙地已59岁，受到县委表扬。
建国后历任中共龙岩县委委员，县妇女联合会主席(主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1957年7月26日，在邓子恢副总理的陪同下，她在北京怀仁堂见到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和她握手，表示亲切问候。1960年4月23日，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1969年3月病逝。
邱从教44年，常用课余时间为学生补习，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所培养的学生，不少品学兼优。1966年，他的一名学生考上省水电学校，因父病故，经济困难，邱每月寄钱资助，直至其毕业。而他生活俭朴，一套中山装穿用十几年。1970年3月逝世。
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五分部副部长、中南军区海军后勤部部长。1954年，入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高级速成班学习。1956年毕业后，任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长、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0年病逝。
民国38年(1949)春，回乡定居，捐款、捐物资助中共龙岩县委地下工作团，迎接解放。建国后，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省华侨投资公司募股委员、县人大代表、县政府委员、县侨联副主席、主席。他热心家乡社会主义建设，捐款资助龙岩华侨中学、华侨幼儿园；投资扩建龙岩造纸厂、火电厂、东宝山农场和黄邦山华侨农场。两次捐款支援抗美援朝，认购建设公债。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投资万元外币进口化肥，支援家乡农业生产。1971年病逝。
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第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军团政治部统计科科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教导一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和辽沈、平津等战役。
建国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干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抗美援朝中，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72年8月9日，在广州病逝。
民国6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学日本资格。翌年5月，参加留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缔结卖国协定的请愿活动，遭日本警察镇压，旋即响应留学生总会的决定，罢学回国。是年冬，往江西崇义县杰坝墟，在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五四运动”后，受新潮流鼓舞，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民国10年春，回岩在桐冈小学任教，建立奇山书社，作为活动基地，发展社员两百人。书社添置《新青年》、《新潮》、《共产党宣言》等革命刊物，经常就书刊内容召开讨论会，藉以宣扬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将社员的读书心得整理油印成册，取名《读书录》。民国12年8月，《读书录》增设栏目、扩充内容，改刊名为《岩声》，寓意龙岩革命之先声，送厦门铅印出版，发行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亲自撰写《离婚问题》、《告借粮当道》、《恐怖生活》、《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出路》等文章，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军阀统治黑幕，唤起民众向旧社会开战，争取自身的解放。
民国14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从事工农运动。翌年12月，在江西崇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子恢在江西、龙岩均遭通缉，乃转入龙岩农村，与郭滴人等一起领导农民运动，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年底任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宣传部长。次年3月4日，与罗怀盛、郭滴人等领导龙岩后田暴动，组建闽西最早的一支工农武装。
民国18年3月，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时值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他闻讯赶赴长汀未遇，遂致信红四军前委，要求红军主力再次入闽，帮助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5～6月，组织工农暴动，配合红四军入闽西，歼灭盘踞龙岩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建立苏维埃政权。子恢兼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
民国19年3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7月，以省委巡视员身份被派往莆田、福安、连江、漳州等地指导游击战争及农民运动。民国21年7月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部长、代理土地部长、国民经济部长等职。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回闽西，与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进行艰苦的游击战，粉碎国民党多次“清剿”，赢得三年游击战的胜利。民国26年7月，为贯彻党中央“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闽西国民党军政当局举行多次谈判。谈判中，他坚持原则，一再重申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挫败国民党妄图破坏谈判、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使谈判获得成功。
民国27年3月1日，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由闽西南红军改编的新四军二支队，离开龙岩开赴苏皖抗日前线，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分局书记。民国37年后历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军区第二政委。
建国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
建国后，曾四次率工作组回龙岩调查。1953年11月、12月间，首次回岩调查农村情况，宣传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1956年10月，第二次回岩调查，到东肖、西陂、铁石洋等地考察农村情况，先后接待了群众来访七百余人，处理群众来信一千多封，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并在东肖进行撤区并乡试点。中央批转他的撤区并乡工作报告，肯定了他的经验。
1961年4月，他出席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第三次回岩调查，先后到东肖、湖邦、曹溪、小池、城关等公社和许多生产队，召开各种座谈会，到田头察看庄稼，到农村食堂询问社员吃饭问题，向干部宣传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宣传四固定和三包一奖，搞定额到田，层层包工，建立种种生产责任制。回北京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恢复农村经济、巩固人民公社提出停办公共食堂，适当增加社员自留地，实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缩小社队规模等巩固集体经济的十条意见，受到中共中央重视。1961年10月28日，第四次回岩，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问题作试点调查。11月7日他在龙岩地、县、公社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大包干”问题的报告，针对某些干部认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是倒退的错误思想，阐述了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前进或倒退的衡量标准，并明确指出自留地是集体经济的补充，任何一种社会经济都不可能一下子清一色，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同时允许社员留一点自留地，开一些荒地，搞一点家庭副业。他认为，自留地是自己种自己吃，自产自销，一不剥削人，二不投机倒把，三不放高利贷，不能叫资本主义。
邓子恢对农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说过：“中国的农民是最务实的，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他回岩调查期间，每次出发之前，保卫人员为了他的安全，都要携带茶水，他劝阻道：“过去游击战争时代，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米、送盐、送菜。今天，如果我们不喝群众家里的水，他们心里多难过呀”!他住在龙岩地委招待所，每天来访群众很多，他亲自交待传达室的同志：“不论什么时候群众来了，都要让他们进来”。对群众来访，他都耐心倾听，并勉励大家树立信心，克服暂时困难。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经广泛调查研究后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会后还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1965年1月，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2月14日，党中央在北京为邓子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致悼诗一首：“崛起闽西有俊声，肯挑重担任批评，忠于革命忠于党，应是毛公好学生。”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说：“中央认为：邓子恢同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造人之一，是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创造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
抗战爆发后，在侨居地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先后任巨港中华总商会会董、巨港华侨筹赈总会副主席，积极筹款赈济祖国难民，发动华侨捐献支援抗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巨港后，流亡于苏岛西南一小镇。抗战胜利后被选为巨港华侨总会主席。不久，英、荷联军占领巨港，他们挑拨民族感情，煽动印尼人仇恨、杀害华人，王领导华侨总会在政治经济上支持印尼独立运动，团结华侨办好华侨福利事业，维护治安，保护侨胞；据理向荷兰当局交涉，同时又争取印尼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为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进行不懈的努力。
民国35年12月在新加坡，次年在新加坡创建恒丰行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并在雅加达、南榜、巨港，占碑等地建立联号，他的事业有显著发展。此时，他支持进步文化教育事业，任新加坡《南侨日报》副董事长、代董事长，投资办东棉兰《民主日报》，资助新华社新加坡分社及其出版的《新华周刊》。
1950年参与创办南星公司，任董事长，经营祖国的电影和书刊，组织救济巨港受难同胞委员会，赈济在荷兰侵略者占据印尼的战火中受难的华侨。
1951年王源兴携家眷回国定居，历任广州华侨局长、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归侨联合会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副主席。1974年病逝。
王源兴热爱桑梓，在龙岩曾出资兴建西山小学、大洋小学，捐资修建保太桥和桥边溪岸，向龙岩华侨中学捐款1.4万元，捐献抗美援朝款2万元，向厦门华侨博物院、泉州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各捐款5万元，还向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投资10多万元。
民国18年春，红四军入闽，他和陈茂钟一起领导小池暴动，消灭小池民团，接应红四军。同年5月23日，参加毛泽东、朱德在小池赞生店召开的攻打龙岩的军事会议。红军攻克龙岩后，任小池区苏维埃主席。尔后，历任中共龙岩县委巡视员、岩西北分会书记、闽西特委委员等职。民国24年和29年，两次遭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坚持革命斗争。
建国后，任中共龙岩县委书记、县长，后任地委生产委员会主任、地委委员、龙岩专署副专员。1952年2月，参加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
解放初，他主持的县委认真贯彻党的组织路线，除安排解放前打游击的干部和边区来的同志外，对龙岩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统战人士、起义人员以及接管后的留用人员，都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在干部不足、百废待举的情况下，使全县各部门和区、乡政权机构很快组建起来，投入工作。
潮芳任副专员分管农村工作时，他对“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主张制订生产指标不能太高，密植要适当，造林要重视管理，对外地农业生产经验不能生搬硬套，粮食统购要实事求是，“在困难时期向农民少购一点，多销一点”。这些正确意见在“左”的浪潮中都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更遭严重冲击，1975年9月2日含冤逝世。1978年12月，中共龙岩地委、行署为吴潮芳恢复名誉，开追悼会，中共福建省委为他彻底平反。
民国30年，升任保安第十一团副团长。是年，所部一个中队袭击中共闽西特委，杀害特委书记王涛，汤铭因此受省保安处嘉奖。
民国34年2月，任龙岩专区自卫大队大队长。5月，率自卫队并纠集白土、紫岗乡警在田螺形夹击王涛支队，被王涛支队击败。
民国37年11月，出任龙岩县长。民国38年春，第六区专员李汉冲准备闽西起义，章汤铭在李汉冲授意下，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采取拖延、应付的对策，并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干部家属。同年5月22日，率县自卫队二个连及部份乡镇武装600余人枪参加闽西起义。
建国后，汤铭参加省革命军政大学起义人员学习班，结业后到新疆工作，先后任焉耆专员公署科员、库尔勒县人民政府政务秘书，专区公费医疗委员会秘书、轮台县卫生科干部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调回龙岩“集中审查”，1976年病逝。1979年3月，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按起义人员给予落实政策。
葆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在教学上不论是对教材的处理，抑或在课堂教学方法上，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和特色。民国时期，他对国民政府规定的中学化学教材，敢于从体系上、内容上、安排序列上结合学校设备和学生实际情况，另编讲授提纲进行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建国后，他根据多年化学教学的实践经验，不仅能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精神把握教材的实质和重点难点，深入浅出地进行教学，还能大胆地提出改进和补充意见。教学成效卓著，深受广大师生爱戴。
1956年，他被省教育厅定为二级教师(当时最高级别)，同年底和翌年初，先后被评为龙岩县和福建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57年2月被选为福建省出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会议代表。他为人刚正不阿，心直口快，同年，被错划为右派，仍认真负责地教学，不敷衍了事。1973年退休，1976年病逝。1979年，右派错案得到彻底平反。
汝奎对中医研究颇深，临床经验丰富，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对病人问寒问暖，悉心治疗，为人谦虚谨慎，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先后指导大中专院校实习生百余人，发表过“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点滴体会”、“中医腹泻疗法”、“高血压病例报告”、“妇女闭经治疗简介”等文章，曾被省评为名老中医。1978年病逝。
民国23年，参加长征，沿途一面打仗，一面帮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还为红军筹款。到达陕北后，担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
民国26年，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菊如任行长。他在开展银行业务的同时，竭力促进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保证了军需民用，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民国27年后，历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哈尔滨创建东北根据地银行，任东北银行总经理。
建国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3年9月至1964年任中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当选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曹菊如晚年体弱多病，仍克服困难，撰写近两万字的关于党的金融工作回忆录。1981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复康生活简朴，但对祖国的建设却慷慨解囊，先后捐款湖洋开明小学、广州华侨小学、侨光中学、暨南大学。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捐款进口化肥200吨，支援农业生产。70年代末，他的新加坡朋友见他上班苦于挤公共汽车，便凑钱买了一部丰田小车送他，他却将车转送省侨联。
1981年4月17日，复康病逝于广州。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张泊泉在黄复康的悼词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是一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华侨。
起英精心研读中医经典、幼科专著、家传秘本，加上多年临床实践，医术高明，所开药方，每见奇效，因而名声远扬，求医者众。1963年被评为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受聘为地区中医考试顾问，在专区中医进修班、中医学校、专区中医业余大学班授课。先后跟郑起英见习、实习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农村医生、学徒等200多人。曾在《闽西中医》、《龙岩中医药》等刊物上发表“郑寿堂氏家传临床集方和治疗秘诀”、“哺乳丁溪疳骨蒸潮热各种疳症类别”等家传秘方及医学著述十多篇，陆续整理有《医案医话》、《郑起英儿科医疗经验选集》、《郑起英小儿科14个合剂处方》等。
起英曾当选为县第二至第五届人民代表，1979年，当选为全国中医学会福建分会理事。1982年病逝。
民国21年以后，映雪历任县苏维埃政府文书、福建省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文书，民国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24年后，历任龙岩县军政委员会文书兼财政委员、闽粤赣边省委财政委员、中共闽西特委财政委员兼中共龙岩县委特派员、闽西军分区政委、中共闽西特委特派员。建国后，历任龙岩地区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龙岩中心支行行长、中共龙岩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党史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员、龙岩专员公署副专员。1982年8月28日病逝。
民国27年在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学习，毕业后在新四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舟山等战役。
1951年元月，入南京军事科学院基本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任23军67师师长(驻朝鲜)，1961年任23军副军长，1965年2月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80年为河南省军区顾问。1981年11月离休，翌年9月逝世。
桂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坤福在汉剧中塑造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幽默动人，口白、做功、唱功，技巧娴熟。他扮演“洛阳失印”一戏中跛脚、凸胸、弓背、直脖、斜眼、歪头、狮鼻、缺嘴的知县陶洪时，体形动作惟妙惟肖，眼神显示性格。跛脚曲伸表现宦途坎坷，“四不象”的胸、背、头、脖等部位，赋予艺术地概括官场生活的庸俗和萎靡之风，给封建官僚习气以无情的批判与嘲讽。在扮演“藏眉寺”一戏中的妙空和尚时，他只稍动头颈，套在脖子上的一串骨珠不停地旋转，时儿站反八字步甩珠，时儿走圆场抛甩，时儿串珠忽离颈脖腾空飞起，瞬间又准确地套落颈脖旋转，而他的颈脖和头部仿佛毫无晃动。这一“甩珠”特技，被誉为闽西汉剧丑行的绝技，传统艺术的精华。在丑行唱功戏里，唱腔别具一格，顿奏节拍，颇具风采。演唱的“李老三”，发挥汉丑唱腔流调的运转特色，曲调忽悲、忽戚、忽欣、忽嗔、忽恨、忽激，节奏抑扬顿挫，声音如泣如诉，达到曲技绝唱的妙境。还有他表演的“兰继子哭街”、“双落山”等戏，都博得群众的好评。
建国后，坤福曾任龙岩专区汉剧团副团长、团长，中国剧协福建分会理事。当选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从事戏剧事业五十年，对继承和发扬闽西汉剧丑行艺术和表演传统作出贡献。多年担任龙岩专区汉剧学校副校长，培养年青一代，使汉剧表演艺术后继有人。1984年9月，因病逝世。
民国33年11月，在闽西王涛支队任副班长，作战中机智勇敢，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支队长刘永生曾赞他：“从来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翌年5月，国民党保安队在白土肖坑夹击王涛支队，玉西在冲锋时腹部被击中，来了一副担架，他坚持让给同时受重伤的同志，直到来第二副担架才肯躺上去。
民国35年后，历任闽西挺进队政委、闽西支队政治部主任、永和埔县独立大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闽西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民国38年4月，赴北平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建国后，历任青年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青年团晋江地委书记，中共福建省青委副书记、书记，青年团福建省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玉西受迫害，被下放劳动。1975年恢复工作，历任省外事组第一副组长、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福建省政协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1984年10月26日病逝于福州。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严密封锁沿海，内地皮革、烟纸等工业品奇缺。他集资在龙门镇塔前村创设行易烟纸厂、皮革厂。为发展实业，他得到股东们的同意，又兴办邦榔水电厂，生产氯酸钾等化工原料。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货涌入，民族工业遭受严重打击，子镛应友人邀请，又转往漳厦恢复电也生产。
建国初，他在漳州试制水泥，摸索经验。1952年举家迁回龙岩，在罗桥创设省内第一家实验水泥厂。虽缺乏技术资料和设备，经反复试验，制成合格水泥。1956年公私合营，厂迁湖洋，称龙门水泥厂，子镛任厂长兼工程师。小厂生产水泥，省内尚属首创，参观者络绎不绝。1958年，全省工交系统在龙门水泥厂召开现场会议，他介绍经验，公开技术。其艰苦创建水泥工业及其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得到与会代表的赞扬。
子镛曾当选第七届龙岩县人民代表，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退休后，还致力于白水泥和船用涂料的研制。1984年12月，患脑溢血，在厦门逝世。
民国6年(1917)，毕业于省立第九中学，民国12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商学部毕业，获学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自民国13年起历任省立龙岩九中(后改龙岩中学)、永春中学、惠安县立螺阳初中、龙岩乡村师范(后改名简易师范)、龙岩县立初级中学、龙岩一中教员。
他五十年如一日，以教为业，矢志不移，前后担任英语、生理卫生、地理、生物等课程教学。他知识渊博，诲人不倦，讲课生动，富有哲理，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应乾酷爱养花，家中花园四季如春。并和生物教研组的老师结合生物教学，栽花种树，创建学校生物园，成为全省中学生物园地的典范。他注重直观教学，亲自制作生物标本、绘制、整理生物挂图，提高生物教学质量，博得好评。1972年退休，1987年5月13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