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活所迫，零散到海外谋生的也不乏其人。光绪八年(1882年)，福清海口里美村人俞宏瑞，由其继叔(福清港头占阳人)何学云带往印尼爪哇岛谋生。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福清城头五龙村村民张长森，为逃避债务，偷偷乘搭篷船，经3个月到星洲。刚到星洲，举目无亲，靠乞讨为生，后拉黄包车(人力车)，维持生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平潭城关林忠荣，因家口众多负债累累，乘木帆船到新加坡，先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后开业行医。同年，平潭县高平区(今属澳前镇)斗垣村林阿肥，乘木帆船抵新加坡，不久转到槟城，先当劳工，后开小饭店，稍有积蓄，开餐厅和旅馆。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清新厝棉亭村18岁的郭可济，到新加坡帮助堂兄郭福成料理杂货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福清城头五龙村村民诸娘弟，绰号曼加梨，当兵退役，看到张长森从南洋带回大洋100多元，认为“过番”是出路，于是只身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他的后裔华弟现还侨居新加坡。同年，福清海口里美村人俞兆复出洋，在印尼泗水俞宏瑞的拉链店内作工，后与俞建鋆在三宝垅埠合营布业。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福清东瀚人林孝楼，由于饥寒交迫，携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漂泊到日本仙台谋生。宣统三年(1911年)，福清新厝棉亭村人郭可模前往新加坡当牧师。福清渔溪苏田石竹村一村民在兵荒马乱中，典押仅有的几块田地，凑作盘缠，携带全家到马来亚柔佛州新山坡来港拓荒，种植橡胶园。后因不堪猛兽侵害，迁徙新加坡杨厝港碗窑村。宣统年间，新加坡的福州人(含福清人)已达数百人。
　　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多年间，国内战祸连年，自然灾害频繁，社会治安混乱，盗匪纷起，广大劳动人民和贫苦知识分子，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出现现代史上又一次华侨出国高潮。
　　民国5年福清商人俞昌茂携资出国到印尼泗水开设“远和公司”。民国7年俞兆复特地回国，在福州马尾设立“福清华侨协会马江客栈”，给福清华侨出入境提供方便。同年，福清协泉丰商号筹款1万银元，汇往泗水，并委派俞昌茂的兄弟俞昌檀到印尼泗水和俞昌茂共同经营远和公司。该公司以土特产出入口贸易为主。同年，闽侯县马厝村乡人马培斯同胞兄弟4人远渡南洋，到马来亚谋生，在同乡老华侨的帮助下，由种植烟草、橡胶起家，逐渐打下经济基础。
　　据《新加坡华人社团沿革史》记载：民国10年新加坡的福州人17863人，占当地华侨总数的4%；福清人5852人，占当地华侨总数的1.82%。这些人，有从家乡直接去的，也有从马来亚沙捞越等地迁去的。
　　早年，福州人一般要先学会一门手艺，才远走异国他乡。不少福州籍华侨是靠“三刀”(即菜刀、剪刀、理发刀)走天涯的人。新加坡一位福清籍老理发师林仁森说：民国13年，他念完4年私塾后跟随理发师傅学艺，学艺3年半后，才前往新加坡，找到开理发店的叔父，当了理发师。
　　民国14年，福清县渔溪乡郎官村遭匪劫，抢走三条渔船和许多财物，被杀死3人，被绑票7人，勒索大洋1200元，许多村民迫不得已，逃亡海外谋生，有的逃往印尼，有的逃亡马来亚、新加坡。其中的黄乞食婆、黄吓龙父子就逃往印尼。
　　民国15年前后，军阀混战，盗贼纷起，闽清县天灾人祸，农民难于生存，于是出国之风连年不断。桔林乡温山村的张文达、张光年、江隆春；东桥乡南宅村的林祖达、林祖皮；下祝乡梧峰村的林斯禧，前塘村的马高隆、聂尚武、李祖春，洋头村的罗训谕；白中乡田中村的吴启忠、吴启丁、吴启廷；金沙乡云际村的张灿兴等，先后到暹罗(今泰国)定居。梅溪乡樟洋村的林华炎、林华钦；云龙乡后垅村的徐兴郎、徐家辉、徐家煌兄弟；城关的张培承、张维泉、刘绍源等，则相继到安南(今越南)谋生。
　　据民国17年福建省侨务委员会福州办事处统计，福州地区在海外的华侨有20多万人，其中沙捞越诗巫的“新福州”及附近各地共约10万余人，马来半岛西部之实兆远有3万人，新加坡有2万人，马来半岛柔佛州之南株巴合及永平港各地有5000人，马来联邦及非联邦各地有1.5万人，爪哇、西伯里、苏门答腊等地约3万人，缅甸有1.5万人，日本有1.2万人，安南、暹罗等地也有福州人。
　　民国19年，福清城头五龙村村民陈经荫、郑吓吉、林吓命仔、林红红4人乘驾鳌轮到厦门，再由厦门搭双美轮船直达星洲。到达星洲后，由亲友介绍到一个锯木厂当搬运工人。民国24年，福清东张人周维桢南渡印尼，在侨居地马辰任中华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沿海民众为避兵灾战祸而背井离乡，前往海外谋生。著名印尼华人企业家，祖籍福清的林绍良家中经济状况不好，为了躲避抓壮丁，于民国27年跟随一同乡到印尼爪哇岛古突士镇，投靠叔父林光玉和长兄林绍喜。据有关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平潭人成群结伴逃住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有40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乐县的猴屿，一部分人为生活所迫，一部分人为逃避抓壮丁，被迫出国谋生。现美东福建同乡会常委郑忠财的父亲郑孝威，就是40年代为逃避抓壮丁而到美国，在美国被抓服兵役，在欧洲战场参加反攻德国的战役，大战结束后，回到美国，享受美国退役军人的待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中国抗日军队配合盟军在中国西南地区向缅甸反攻，从日军手中收复缅甸。一批闽侯县上街乡沙堤村的青年，跟着老华侨到云南边境，沿着盟军反攻线路到缅甸侨居。40年代，闽侯县荆溪乡村民，到缅甸的也比较多。特别是民国36年，不少人取道云南昆明，再到缅甸。缅甸福来轩商行，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新到缅甸的华侨介绍工作，甚而还借给资金经营生意。所以初到缅甸的荆溪乡华侨，多去投靠福来轩商行。闽侯县出国的华侨，多是上街、甘蔗、荆溪、南通和南屿人，其中以上街、荆溪和甘蔗为最多。
　　民国31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总统请求，废除1882～1913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州地区不少人到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后有些人就留在美国。如民国34年祖籍福州市的企业家陈霖，到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学习，3年后获得银行科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现任纽约“金门集团”董事长，1988年获美国少数民族企业杰出奖。民国36年女科学家陈寿华，毕业于福州华南女子学院，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72～1982年，在美国纽约斯隆——凯特灵癌症研究院免疫试验室任督导。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横征暴敛，搜刮民脂，物价暴涨，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福州有不少人被迫出国谋生。如祖籍长乐、连江、马尾一带的海员携眷前往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定居。美国美东福建同乡会永远名誉主席陈永洽，系海员出身，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美国定居的。闽清县大批农民在乡亲援引下逃往马来亚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