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是著名侨乡，祖籍福州的华侨、华人有100万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日本、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福州约有归侨、侨眷43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8%左右。
　　福州先民移居海外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先民移居菲律宾群岛。唐代，福州为国际贸易港，福州地区已有先民到东南亚和日本的港口城市经商，其中少数人在那里定居。唐末和五代，王审知治闽时，开辟甘棠港(今连江黄岐半岛)，推动福州与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占城(今越南)、天竺(今印度)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出国人数增多。宋时，对外交往频繁。南宋末年，金兵南下占领中原，攻入福建，烧杀抢掠，福州民众不堪蹂躏，不少人逃迁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明代，移居海外的福州人大量增加。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招收大批闽籍水手远航，进一步沟通福州与南洋诸国的关系，不少福州商人、水手、农民、小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航线到东南亚各国经商和谋生。明末清初，由于战乱、迁界等原因，许多福州人被迫避居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旅居国外的福州华侨只有几万人，大多分布在东南亚、日本等地的港口和市镇。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允许英法两国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咸丰五年(1855年)，英国商人在福州招诱1901名契约华工，用葡萄牙舴艋船运往汕头转运出洋。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0～1908年)，从福州口岸出境到国外的“契约华工”有几千人，其中前往留尼旺808人，前往马达加斯加764人，前往墨西哥620人，前往萨摩亚岛800人，前往北婆罗洲169人。
　　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前，福州社会动荡，战乱不息，天灾连绵，盗匪蜂起，大批福州人相继逃往国外，据民国17年(1928年)福建省侨务委员会福州办事处统计，福州地区旅外华侨达20多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出国的福州人更多。
　　早期福州华侨在国外大都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筑路、工匠、小商贩等业，他们为侨居地提供大批熟练劳动力，同时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与侨居国人民一起辛勤开拓，为居住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清末，闽清籍华侨黄乃裳从福州地区招募农民1118人开发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使原来地旷人稀的村落，变成沙捞越第二大城市，被称为“新福州”。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少人进而投资工业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一部分人建立企业集团、财团，甚至跨国集团。祖籍福清的印尼著名华人企业家林绍良，被誉为世界十大富豪之一，他为推进印尼工业化和民族经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印尼政府授予民族企业家称号。有亚洲糖王之誉、祖籍福州郊区的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郭鹤年领导的郭氏集团，投资业务遍布泰国、印尼、菲律宾、加拿大、中国、澳洲等地，属下公司常年营业总额逾20亿美元。
　　福州市华侨与居住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积极支持和参加当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福州社团，还积极募捐筹款，支持正义战争。太平洋战争(1941年)爆发后，日本进犯东南亚，福州籍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许多人为此流血牺牲。马来西亚华侨和当地人民联合组成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队，新加坡华侨成立星华义勇军，菲律宾华侨组织华侨抗日支队，转战南北，最后配合盟军收复东南亚，歼敌7000多人，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贡献。
　　福州华侨与家乡人民血肉相连。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国弱民穷，飘洋过海谋生的侨胞，在侨居地任人宰割受尽奴役、凌辱，旧中国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他们迫切期望祖国能够富强昌盛。福州华侨具有爱祖国、爱家乡、爱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联合20多位反清的华侨，创立兴中会以来，无数福州籍爱国华侨志士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与祖国人民一道，出钱出力，毁家纾难，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黄乃裳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革命者，他追随孙中山，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和福建的光复作出巨大的贡献。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各地福州华侨团体，纷纷捐募巨款支援祖国抗战，募款购买救国公债。旅居马来西亚诗巫的闽清籍华侨刘家洙、徐振南、许庆廉等成立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募得捐款70万元。祖籍长乐后移居福清的印尼华侨陈亚泉，担任荷印外南梦埠赈灾会总干事，募集捐款30多万元，汇回祖国支援抗日，赈济难民。民国29年，闽清籍旅沙捞越华侨陈公英、刘积锐、陈永诚等热血青年从南洋绕道缅甸、云南回国参加抗日战争，陈公英在济南战役中，为国捐躯。闽侯籍印尼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在日军集中1.2万兵力围攻洪涛山根据地时，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福州籍华侨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回国参加游击队。三代书香的印尼福清籍爱国富侨余长铖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福州华侨一贯热情关注和参加家乡的经济建设，从19世纪70年代起，许多人在家乡投资办厂，捐资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清末，候补侍郎、福州人陈宝琛向华侨募股220万银元开办福建铁路公司。民国时期，福清华侨兴办培元、陶民、梧瑞、松潭、龙山、西园、锦城等小学近20所，融侨、虞阳、闽海等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热心捐资兴办公益事业。1952～1966年，福清县接受福清华侨捐赠达570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大侨胞爱国爱乡，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热情更加高涨。1978～1994年，福州海外乡亲共捐资8亿多元兴办公益事业。
　　鸦片战争前，政府不准人民出国，对华侨回国加以种种限制，出国定居的移民被视为“弃民”。鸦片战争后，政府允许外国人来华招工，大批福州劳工被拐卖出国，受尽虐待，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为争取华侨的支持，清朝安抚海外侨民，采取“宣慰”、“保护”政策。但官府腐败，敲榨勒索归侨事件不断发生，海外华侨怨声载道。民国时期，孙中山十分重视侨务工作。民国元年8月，福建暨南局闽侯分局成立。民国7年10月公布《福建暨南局章程》，成为全国第一部地方性侨务法规。但民国初年，福州社会动乱，侨务工作收效甚微。民国16年，国民政府成立侨务委员会，在福州设福建侨务处。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抗击日寇，福州侨胞踊跃支持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侨务工作得到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十分重视侨务工作。在福州及福清等主要侨区相继设立侨务行政机构和归国华侨联合会，贯彻执行中共和人民政府关于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保护侨汇，做好华侨申请出入境和观光、探亲的接待、服务工作，妥善安置回国定居和工作的华侨，协助省市有关部门兴办国营华侨农场、工厂，安置难、贫侨。为了把华侨、侨眷和归侨的子女培养成才，在福州、福清等重点侨乡兴办华侨中学、小学，对报考高等学校的华侨、归侨学生给以同等条件优先录取的照顾。1952年后，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华侨回国投资，参加家乡建设。
　　在贯彻执行侨务政策过程中，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和干扰，也曾有过失误。因“海外关系”，不少归侨、侨眷一度受到歧视和刁难。“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尤为严重，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侨务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恢复侨务机构，落实中共侨务政策，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归侨、侨眷的冤假错案和复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侨务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各级侨务部门和侨联发挥“侨”的优势，把侨务工作同对外经济工作结合起来，采取多种途径和形式，与华侨、华人开展经济合作，引进侨资、外资、技术和设备，为经济建设服务，加快福州市现代化建设。1979～1994年，福州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722家，总投资101.31亿美元，已投产开业的“三资”企业1724家，到资24.6亿美元。福州市各级侨办、侨联还热心帮助华侨华人与有关部门洽谈兴办“三资”企业和来料加工等业务，组织归侨、侨眷兴办乡镇集体企业。
　　许多华侨和海外乡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他们捐资兴办学校、医院，设立永久性的奖学金、奖教金，修桥，造路，拉电照明，兴修农田水利，兴办果林场等，为家乡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1994年，全市共接受海外乡亲捐赠9700多万元，其中福清市5100多万元，闽侯县1072万多，郊区989万元，长乐市820万元，闽清县538万元，有效地推进侨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1979年后，福州市与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的联谊工作进一步开展。市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组织代表团(组)，到国外拜访和会见各地华侨、华人社团、同乡会、宗亲会以及各界代表人士，派出各种文化、体育团体到国外访问。邀请大批华侨和外籍华人前来参加国庆节、校庆、夏令营以及其他活动，对于回乡探亲、回国观光、来华旅游的海外乡亲，侨务部门、热情接待，仅1994年各级侨务部门共接待海外来宾1.12万人次，其中组团回榕的华人、华侨知名人士有：世界福清同乡会主席林绍良、副主席林文镜、林同春、姚春桂、林方华；世界福州同乡会主席张晓卿以及马来西亚拿督黄双安、刘会干等。通过各种渠道联络感情增进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