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移境外
　　福州人出国，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移至亶洲者”。汉时福建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东冶即今福州。亶洲有人考证系菲律宾的小吕宋岛。
　　据《梁书·东夷传》记载。南朝梁(502～557年)时，就有福州人到达过北美洲。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有从福州港出海的大沙船一艘，在爪哇三宝垅(今印尼三宝垅市)附近沉没，船货漂流至岸，其管轮者献宝于直葛(Tcgal)王，得王允许招集余众，定居其地。
　　北宋年间，就有福州人侨居于日本、朝鲜等国。据南朝鲜《高丽史》记载，北宋时前往朝鲜的“宋人”和“宋商人”不下百起，其中注明原籍是福州人的有卢煊、陈聚中、胡宗旦等人。过去福州最著名的水稻品种“黄占米”，就是北宋年间，由福州人从越南占城引进的。
　　南宋末年，福州一些不堪异族蹂躏的义士，逃亡东南亚等地。据南宋连江人郑所南(思肖)所著《心史·大义叙略)中说：宋亡以后，“曾渊子等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为加强与琉球的友好来往，派福州台江河口的林、郑、蔡、金、梁等36姓，到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定居，成为琉球人。明代福州被辟为与琉球交往的官方口岸，在台江河口(今国货路)建有琉球馆，专供琉球官员和商人居住。
　　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舟师驻吴航(今长乐市的太平港)从闽港口五虎门启航。不少福州籍水手、船员、杂役随舟师远涉重洋。有大批随员留居南洋，成为早期华侨。
　　明代中叶后，福州不断有人去日本，为此日本政府特辟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这批人死后有的葬于长崎崇福寺后，有墓碑可考的原籍福清县就有96人、长乐县59人、闽县39人、侯官县13人、连江县1人、福州府内2人，他们的后裔大多定居在长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福清县渔溪镇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率僧众10人东渡日本，开创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禅师归里，再带众生50人到日本。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出国人数增多。当时因缺地少地、生活艰辛的福州乡人多以“契约劳工”(猪仔)的形式卖身出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法国商人魏池在福州马尾开设“下北顺”洋行，诱拐1500名华工，去马达加斯加做工，去留尼旺群岛做农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魏池又在福州附近各县大肆招华工。首批招到的福州人王振新等520人就先后到墨西哥的铜矿公司当苦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国人在福州招诱169名契约华工，运到北波罗洲筑铁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德国人温德司在福州招得三四百名华工运往太平洋的萨摩亚岛。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德国人又从福州招募到450名契约华工，运往萨摩亚岛。
　　与“契约劳工”的性质完全不同的，还有福州人自愿组合到南洋去创业，包括到马来西亚“新福州”的创业和实兆远的开发。“新福州”即现属马来西亚北婆罗州沙捞越的诗巫市，是闽清县爱国侨领黄乃裳(1849～1924年)创立的垦植园。黄乃裳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沙捞越承包诗巫的垦植权，命名为“新福州”，并亲自回国在福州府各县招募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医生等1118人，组成垦殖团，分三批到诗巫开发，将这块不毛之地建设成为沙捞越第二大城市，今市区有10万余人，其中80%为福州籍华裔。
　　马来西亚实天县的实兆远等地，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通过祖籍福建的德国牧师柳依美以及闽人林称美、方鲍等人到闽侯、古田、福清三县招募500多名华工，从种植橡胶开始，经过综合经营，逐步繁荣起来。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沿海港口开放，人们出洋谋生不受各种限制；且长期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天灾人祸，迫使人们背井离乡，使出国人数激增。据民国17年福建省侨务委员会福州办事处不完全统计，当时“福州十邑”的华侨总数约在10万人以上。闽清县自民国9年至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累计出国华侨有114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部分前政府公职人员、地主乡绅、保甲团丁因对新政权不了解或被裹胁而逃往海外，其中一些人经由台、港再往其他国家，加入华侨的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就业人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时，东南亚国家先后采取了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福州乡人出国人数明显减少。60年代中期以前，申请去东南亚的归侨、侨眷，有的是为了夫妻、子女团聚，有的是为了继承财产，有的是为了照顾年老的双亲。有关部门都给予提供方便，简化出国手续。1957年上半年，福州市区迁往国外36人。福清市自1950～1955年由乡侨援引出国的乡民有750多人，闽清县自1950～1957年出国的有84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归侨、侨眷要求出国探亲或定居，因怕受“海外关系”牵连，很少有人敢提出申请。对华侨回国探亲、旅游和定居，也给予各种限制。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放宽公民因私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提供方便，许多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团聚、定居。也有一些人以旅游名义出国后转为定居。有不少申请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自费留学和少数公费留学生，学成后在当地谋职。还有不少人申请到外国，边学习边做工，其中也不乏偷渡出境者。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原住本县、市，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的共有20415人，占全省的69.20%。其中福清市最多为7325人，占全省的24.85%，长乐县3370人，占全省的11.43%。
　　(二)迁徙境内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在仓山设领事馆开始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墨西哥在仓山设领事馆止，先后有17国在福州设领事馆，期间外国还在福州设银行，开洋行，立商社，筑码头，开辟航线，办教会，创学校、医院、育婴堂等文教卫生设施，于是洋人纷至沓来。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外国人纷纷迁出。1949年9月9日，仓山区公安分局对驻区外国侨民进行登记时，区内仍有美、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希腊等侨民68人。在闽清县，自清同治三年(1864年)开始先后有外籍神职人员27人(女15人)在境内侨居传教，1949年末，末任美籍布道司韩乐仁和另两位女布道仍滞留县内。
　　1952年以后，回国华侨逐年增加，1957年上半年，福州市区从国外迁入123人。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发生反华、排华事件，大批福州籍华侨被迫离开侨居地回福州定居，这些归侨大部分安置到国营华侨农场和工厂，也有一部分回家乡参加生产建设。1965年因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事件，受迫害回国的华侨，被安置在福州市内各场厂的4518人。1977年以后，越南当局大规模驱赶华侨时，福州境内的共有3个场2个厂接收、安置难侨5697人。
　　对外国籍人迁入福州市人口，缺乏完整数据。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仅福州市区和闽侯县有95人的记载。1982年第三次普查时有692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580人。在迁入的外国人中，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