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世 卿 陈 偁 陈 瓘 陈 渊 邓 肃 邓 茂 七 陈 隆 林 腾 蛟 杨 表 正 陈 赤 美 陈 源 湛 严 九 岳 罗 明 祖 罗 南 星 陈 文 海 聂 儆 聂 大 勋 刘 德 骥 郑 佛 仁 李 其 瀚 罗 线 良 王 少 东 刘 朝 榜 聂 诗 维 刘 佐 成 李 宝 竣 陈 文 利 陈 朝 敬 吴 德 龙 黎 振 旺 钟 炳 生 王 仁 锋 黄 曾 樾 张 腾 辉 陈 圣 铨 刘 占 云 陈德旺 邓纯焜 张狗仔 鲍 一 飞 罗 瑞 珍 林 罗 志 郭 克 勇 陈 邦 文 周 所 道 王 佩 珍 赵 泰 然 王 天 德 阮 文 森 赖 其 芬 杨 健 胡 玉 谦 林 俊 英 赖 昆 仑 邢 超 川 蔡 定 祖 陈 镜
陈世卿进入被农民起义军包围的梓州城，知州张雍即命世卿守城。一日北风大作，起义军纵火急攻北门。世卿登城射箭，射死百余人，北门未被攻破。该州被围80余日，由于朝廷援军入川，起义军撤围。张雍将世卿守城事迹报朝廷，并让世卿执掌书记。过7年，归朝为秘书郎，后迁太常丞，知新安。因有人推荐他可任宪台，又被朝廷召回。张鑑出知广州时，荐世卿为通判。世卿临行前，皇帝召见他，赐给绯袍，加封为太常博士。
宋景德元年(1004年)，任建州(今建瓯)知州。不久，升为福建转运使。因开发南剑州(今南平)安仁等地银矿有功，朝廷曾予奖励。后又调任两浙路转运使。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调任荆湖北路转运使。因慈利县(今属湖南省)发生民族纠纷，朝廷命令陈世卿领兵征讨。他去那里两年，耐心地团结感化少数民族，结果“兵不血刃”。少数民族武装即退回原地，放回被抓去的千余汉族人，民族纠纷顺利解决。宋真宗下诏嘉奖陈世卿。不久，陈母去世，世卿星夜赶回治丧守孝。孝期满后赴京。临行时赋《京行》诗一首：
翠竹峰前是我家，归来重整旧生涯。
烟霞尚有留人日，争奈门前驰马车。
宋真宗盛赞陈世卿的才干。对陈说：“你兵不血刃，就使对方还我土地，放我生民，一路欢呼，家家喜庆。宜用玉音礼乐褒奖你，使天下人知道。”这时恰遇广州知州邵晔病危，宋真宗就授陈世卿为秘书少监，加赐金印紫绶，出知广州。陈世卿任广州知州后，上奏革除计口买盐的旧制度，以方便民众。又上奏，外国运来广州的货物，除进贡我朝廷的以外，都应收税。前来进贡礼品的人数，大食、三佛等国不得超过20人；占城、丹流、眉勃泥、古逻、摩逸等国不得超过15人。从此，广州税收大增，对繁荣广州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陈世卿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在广州任上去世，享年64岁。宋真宗得悉陈世卿逝世，即赐他吏部尚书衔。陈世卿的灵柩运回家乡安葬，有王安石撰写的墓志铭。
陈偁治理泉州5年，政绩卓著，朝廷升他为朝议大夫，赐他金印紫绶。后因年老退休荣归贡川。宋元佑元年(1086年)去世，享年70岁。
越州知州蔡卞信奉道教，极为迷信一个名叫张怀素的道人，常向陈瓘吹嘘张怀素“道术神通”。陈璀听了嗤之以鼻。陈对蔡说：“你不是说过怪力乱神，就难以教训了。而今张怀素已有点怪，你如此崇拜道人，老百姓就会学你的样，败坏风气。”以后张怀素骗术败露被诛，有些官员受牵连，而陈瓘却与张怀素毫无关系。元佑五年，由于蔡京推荐，陈瓘被任命为太学博士。陈因早闻蔡京为官不正，得知是蔡京推荐自己，便托辞不肯就职。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章淳出任宰相。章素闻陈瓘之才，即邀陈商谈国事。陈针对当时朝廷中朋党派系为害的政局，以船作比喻，指出船若偏重一边就不可行。他说：“今日之计，只有绝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除朋党，保持正派，方可纠正政坛的弊端。”章对陈瓘的政见深为赞赏，并再推荐陈瓘为太学博士。
陈瓘任太学博士时，太学中的学官薛昂、林自奉行蔡京一伙诋毁司马光的旨意，竟酝酿准备把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烧毁。此书是司马光用19年的时间编写而成，记载自战国到五代的1300多年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陈瓘闻讯后，心急如焚，为挽救此书苦想对策。最后从书中发现有宋神宗所作序文。他就以此为理由制止毁书。林自故意反问道：“难道这是神宗亲制的吗？”陈瓘说：“谁说不是呢？”林自说：“那恐怕也是神宗年少时所作的吧！”陈瓘说：“天子之学得之天性，哪有什么少年成年的区别？”由于陈瓘的竭力挽救，才使我国这部珍贵史料巨著得以保存下来。
宋元符二年(1099年)，陈瓘出任卫州(今河南新乡)知州。第二年调他回朝任右正言。他无所畏惧，矛头直指权臣。虽然章淳曾赏识他，但他仍上奏揭露：“章淳独裁专权，当宰相八年，迷朝误国，其罪已不可掩盖。”在陈理和其他大臣的弹劾下，皇帝罢了章淳宰相，叫他出知越州。陈瓘又奏：“尚书左丞蔡卞罪恶很大，章淳干的许多坏事都是蔡卞出的主意。章是明的，蔡卞在幕后是暗的，难于识破，容易被他逃脱。”不久，蔡卞也罢官出知江宁府。
宋元符三年，陈瓘升任右司谏。他在任右正言时，所评论的许多人和事，已间接地论及蔡京。他当右司谏后，又上奏《论蔡京疏》，全面抨击蔡京。被《宋史》列为奸臣六贼之首的蔡京，在朝中已结成一个死党。陈瓘的抨击，动摇不了蔡京的权势。宋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当宰相后，大肆排除异己，对陈瓘更是恨之入骨，打击报复也就更加厉害。这年十月，陈瓘被贬到袁州(今江西宜春)“编管”。第二年，又把他移送到廉州(今广西合浦)“编管”。所谓“编管”，就是罢了官的人，流放到某地，即编入当地户籍，由地方官吏进行管束。崇宁五年正月，因天空出现很长的彗星，朝廷迷信，怕施行苛政得罪上天，才赦免一批被贬的官员，称为“星赦”。陈瓘因而得到自由，当一挂名的宣德郎，但不准入朝，只能寓居明州。经过5年的贬谪，陈瓘生活非常贫困，“裘葛不具，箪瓢屡空”。连穿衣吃饭都难以维持。
在明州期间，陈瓘写成政论文《尊尧集》。
宋大观三年(1109年)，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听说蔡京有动摇东宫(太子)的迹象，便把这个消息报告杭州知府蔡嶷，不料蔡嶷是蔡京死党，即把陈正汇逮捕押送京都，被蔡京关入开封府狱中。开封知府李孝称是个酷吏，受蔡京指使，进行刑讯逼供。并派人到明州，把陈瓘也捕来下狱。李孝称摆出多种刑具，逼陈瓘招供正汇的“罪状”。陈瓘从容答道：“正汇听到蔡京有不利国家的事，急忙报告，我怎会知道？以不知之事来乱说儿子有罪，情既不容，义也不为。至于蔡京的奸邪必为国祸，我在职时曾经评论过，也不需今日多讲了。”结果以严刑逼供判决，将陈正汇流放到海岛上去，把陈瓘押到通州(今南通市)软禁。
政和元年(1111年)，蔡京又把陈瓘押送到台州(今属浙江省)“羁管”。并命令所在州县都要如临大敌一样，派兵甲护送。台州知县石悈是蔡京死党，他不仅派人监视陈瓘行动，而且经常派兵搜抄陈瓘住处。甚至把陈瓘押至刑庭，摆出刑具，以死威胁陈瓘。陈瓘大呼道“今日这样做难道是皇帝规定的吗？”石悈道：“朝廷命令要取你的《尊尧集》。”陈瓘说：“那何用如此呢？尊尧是把先帝比作尧，把皇上比作舜，这有何罪？当今宰相知识太浅，而你难道也不怕人笑话？何况我早已将《尊尧集》呈献皇上了。”石悈听了，羞惭退堂。由于陈瓘顽强抗争，才未被害死。蔡京竟责怪石械“胆怯”，罢了他的官。陈瓘在台州被软禁5年之久，直到政和六年(1116年)，遇到大赦之年，才获自由。复官为丞事郎，但仍不让他回到朝廷，要他寓居通州。后又改为主管江州(今九江)太平观。不料又有人在暗地诬陷他，以致限制他，不许他出江州城。宋宣和三年(1121年)，陈瓘的女婿，被方腊领导的起义军俘去未回，蔡京死党对陈瓘加上政治嫌疑，又命令陈瓘移居楚州(今江苏淮安)。宣和四年(1122年)2月陈瓘含冤于楚州逝世，享年65岁。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门下、中书、尚书三省联合上奏，为陈瓘平反。宋钦宗准奏，特赠已故4年的陈瓘为谏议大夫，以示昭雪。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在陈瓘逝世34年之后，朝廷再次肯定陈瓘对国家的忠诚，特赐谥为“忠肃”。朝廷解释：“虑国忘家曰忠，刚德克成曰肃”。此后陈瓘被称为陈忠肃公。
陈瓘被谥为“忠肃”后，在贡川水东建起“大儒里”牌坊。据《福建通志》记载，“大儒里在贡川水东，宋高宗以大儒陈了斋、默堂出于一门，以表其里，曰大儒里，坊表犹存。”这坊表从宋朝一直保存到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陈瓘著作有《了斋集》(30卷)、《了斋易说》、《尊尧集》等。后人又编纂了《陈忠肃公陈垣集》和《宋陈忠肃公言行录》。其中《了斋易说》和《尊尧集》是在被贬期间写成的。《了斋易说》还被编进《钦定四库全书》的“经部”之中。
由于陈瓘反蔡京闻名于世，《水浒传》中也以历史上的陈瓘为原型，把他写进小说。《水浒传》第九十七回的“陈瓘谏官升安抚，琼英处女做先锋”，第一百回“张清琼英双建功，陈瓘宋江同奏捷”，一直到一百一十四回，都有陈瓘活动的叙述。小说中写的陈瑾故事是宋宣和四年(1122年)冬至宣和五年的事，而历史上的陈瓘却已于宣和四年二月含冤而死。小说中写的陈瓘故事是艺术虚构。
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编写的《智囊》一书，汇集了我国历史上许多智慧超人的故事，其中也有《陈瓘料事如神》、《陈瓘攻蔡京之恶》等两则故事，其内容则属历史事实。
陈瓘的冤案于靖康元年(1126年)平反，宋绍兴二年(1132年)陈渊得以入朝充当枢密院计议官。
宋绍兴五年(1135年)在朝的几位老臣向朝廷推荐，说陈渊“有文有学，通达世务，垂老流落，负材未试”。朝廷允让陈渊当枢密院编修官。同年十月，李纲出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请陈渊在李纲幕府里主管“机宜文字”。陈渊除代李纲起草大量的文件书信以外，还为李纲出谋献策。
宋绍兴八年，宋高宗召72岁的陈渊面谈，陈渊直率地指出“恩惠太滥，赏给太厚，颁赉赐予文费太过”的时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高宗和陈渊谈话后对人说：“渊乃杨时之婿，老成有学，可嘉也。”于是赐陈渊为进士出身，授予秘书丞职。宋高宗还曾赞扬陈渊对《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有独到见解，认为可以进用。但此时政治斗争复杂。右相秦桧为了给投降路线扫除障碍，千方百计排挤主战的左相赵鼎。绍兴八年，赵鼎被罢去左相。而陈渊却挺身而出上奏，认定“赵鼎可以任天下之重，乞留之，以济中兴之然。”秦桧由此指责陈渊“欲置我于何地耶？”
绍兴九年，宋高宗任命陈渊为监察御史。不久，又任右正言。高宗对陈渊说：“过去陈瓘当谏官，评论国家的安危治乱，总是联系到任用君子还是任用小人的大事，又揭露蔡京误国的罪恶，后来发生靖康之祸，证明他是对的；假如当年听取陈瓘之言，不被奸臣利用，也不至于有今天南渡立小朝廷的结局。今任命你这个官职，责任不轻，愿你不辜负你家的名声，这是我对你的深切希望。”
陈渊没有辜负高宗对他的期望。“凡涉及国家乱治之本源，学术的邪正，君子小人朋党之分，中国和外国的逆顺之理”等等，他都积极奏言。此时，秦桧已独专宰相，正准备接受金国条件议和。陈渊为此连奏5章，坚决反对投降议和，明确指出秦桧的议和条件是误国乱政，丧失民心。秦桧对陈渊的多次上奏大为恼火，就对他亲信说：“陈右正言如能少发议论而缄默，他的地位就可以改变。”并叫监察御史陈楠去向陈渊传达秦桧的意图。陈楠说：“陈右正言是天下最正派之臣，怎能为利害祸福而动心。”
金人在北方曾扶植一个“大齐”伪政权。绍兴七年，金人又把“大齐”废除。在“大齐”任“工部侍郎”的郑亿年，到南宋投靠秦桧，成了秦桧的亲信。绍兴九年，秦桧恢复郑亿年降金前的资政殿大学士的官位。陈渊闻讯立即上奏，指出郑亿年有“从贼之丑”，不可复官。这就更触怒了秦桧，即有秦桧的亲信告发陈渊曾讲过汉武帝尊重敢于直谏的大臣汲黯和北宋苏轼抨击奸臣的故事。秦桧即以“说古讽今”的罪名，罢了陈渊的官。
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南宋京都临安修建国子监、太学，宋高宗又任命陈渊为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要他讲解《左传》。这时陈渊已被罢官回归故里4年之久。他接到御书后，即上表婉言辞谢，并以“曾祖父陈世卿也任过秘书少监之职，自己应当回避”为托辞。
宋高宗又改任他为“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陈渊再上辞表，高宗不准，陈渊只好上朝赴任。
陈渊回朝后，常和几个知己好友私下议论朝政。绍兴十五年(1145年)，秦桧的党羽弹劾陈渊有“朋附非毁”罪，又被罢官。
陈渊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受到无端攻击的精神刺激，即于当年逝世，享年79岁 著作有《默堂先生文集》22卷。
宋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在浙江聚众起义，就是以反对花石纲“诛朱缅”为号召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几个月时间，连克浙江包括杭州在内的52个县、州。这时宋徽宗才想起邓肃的花石诗来，批评在朝的谏官不进谏言，“还不如一个布衣”。
靖康元年(1126年)在朝任太常少卿的李纲，向宋钦宗上奏了邓肃忧国忧民献花石诗被开除的事。宋钦宗即在便殿召邓肃当面询问，邓肃对钦宗所问对答如流，钦宗当即赐邓肃为进士出身，授承务郎，任鸿胪寺主簿。当年金兵大举侵宋，侵占土地，掠夺金银，还向宋朝索取图书、文籍及印书的镂板。宋朝派邓肃押送道释经印板往金营。邓肃在金营被拘留50天，他乘机探听金兵虚实，回到宋境后，向宋钦宗奏言，指出金人并不可怕，金兵总数只有16万人，真正能打仗的不过8万人，只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是完全可和他对抗的。但朝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宋靖康二年(1127年)初，金兵攻破宋朝首都东京，掳去徽、钦二帝，扶植汉奸张邦昌搞了一个伪“楚国”，让张邦昌当傀儡“皇帝”。这时邓肃正在东京，张邦昌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邓肃，做伪楚的大臣，邓肃坚决反对张邦昌的卖国行径，拒绝当伪楚的官，忍饥挨饿，只身逃出东京。
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为宋高宗。邓肃历尽艰险，奔赴南京，拥护宋高宗进行抗金救国，宋高宗即封邓肃为左正言的谏官。邓肃认为当谏官要监督别人，自己先要以身作则。他在任职前向皇帝誓词三条：一不以公事谋私恩；二不以公事攻私怨；三不以公事谋富贵。邓肃就职后，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伪楚国垮台后，邓肃上奏提出对伪楚官员分三等治罪的建议。第一等是对伪楚政府中的执政者，撰写劝进书者，搞册立张邦昌的礼仪者，因张邦昌而改名者，共点了15个人名字，应发配到“岭外”边远地方去；第二等是较次要的叛臣(指称臣于伪楚者)，把他们安置到边远地方“编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第三等是按原来供职只为图薪俸者，可赦其罪，但应记录在案，今后不予重用。宋高宗采纳邓肃所奏。
宋钦宗时任尚书右丞的耿南仲，曾经向钦宗推荐过邓肃，可是此人反对抗战，主张割地求和。邓肃按自己“不以公事报私恩”的誓言，向宋高宗奏言：“南仲父子同恶，阻渡河之战，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镇，明日截两河，及陛下欲进援京城，又为南仲父子所阻。误国如此，乞正典刑。”过了8天，朝廷对他的建议没有表态，邓肃再次具奏：必须惩办耿南仲父子。宋高宗称赞“论事正当甚可取”，采纳了他的奏议，并特赐给他五品服(绯章服)和鱼袋，以示嘉奖。邓肃任右正言，积极谏言，《宋史》说他“凡在谏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余疏，言皆切至，上多采纳”。此后宋高宗和右仆射中书侍郎黄潜善等人，准备迁都杭州，实行对金割地求和。而宰相李纲则力主抗金救国，坚决反对迁都，终于被罢相。消息传出，朝野哗然。爱国学生陈东和和进士欧阳彻联名上书“李纲不可罢”。宋高宗为了偏安，竟下令将陈东和欧阳彻斩首示众。邓肃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再上《留李纲疏》，急切陈词，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甚严，此臣所以不能无疑也。”这无异揭了高宗出尔反尔之短，同时疏本又举出无可辩驳的事例，说李纲“不可谓无一日之长”，这等于是和皇上唱对台戏，因而“执政怒，送吏部罢归居家。”邓肃因仗义执言，丢了左正言的官衔，回到栟榈山下闲居。
邓肃被罢官的第五年即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又给邓肃一个“主管江州太平观”的闲官。第二年邓肃即上书辞去。朝廷又把他改为享受承事郎的俸禄，让他退休。这一年，顺昌县发生骚乱，波及邻县。邓肃送母亲到福唐(今福清)避乱。到达福唐后邓肃不幸患病逝世，年仅42岁。
后人把邓肃的著作汇编成《栟榈文集》，《福建艺文志》对《栟榈文集》的评价很高，说邓肃“大节与杜甫略相似”。邓肃的诗集《栟榈诗钞》，被编入《宋诗钞》中。
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浙南矿工叶宗留率众起义，波及闽、浙、赣边界各县。监察御史柳华巡按福建，要各县乡村壮丁编成名为“总小甲”的“杂伍”，以防“寇乱”。在乡村要道设关隘，建“望高楼”，由甲丁轮流值班。邓茂七因力气大，有武艺，当上了二十四都总小甲的甲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反抗封建剥削的斗争。号召佃农除交田租外，拒交鸡鸭“冬牲”。地主看到农民势大，不敢强收，斗争获胜。邓茂七进而领导佃农拒挑租谷，要地主“自备脚力”来挑。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地主联名向沙县衙门告状，县衙发出传票，要邓茂七受审，他拒不到案。知县下令巡检司派数名弓兵前来逮捕，邓茂七等人即杀弓兵。知县亲自率领官兵300名前来镇压，邓茂七聚众预设埋伏，将官兵全部歼灭。于是邓茂七和参战农民歃血盟誓，杀白马祭天，起义造反。众人拥戴邓茂七为铲平王，发出铲除一切不平的号召，农民蜂拥而来，队伍迅速扩大。邓茂七即将起义队伍从山村转移到贡川等沿河集镇“缔置里图甲役”，建立根据地，实施基层行政管理。
当时的福建参政宋彰，用巨银贿赂在朝掌权的太监王振，得以升迁左布政使，升官后即向民间“敛银”，层层加码，榨取民脂民膏，因而八闽民怨沸腾。邓茂七揭竿而起后，各地闻风响应，不久就聚众数万人，遂占据沙县城，并在贡川和王台(今属南平市)南北二镇驻兵呼应。起义军总部也逐渐扩大，设置尚书、都督、指挥使……等职，分头各司其事。
尤溪炼铁炉主蒋福成响应邓茂七起义“旬日间至万余人”，占据尤溪县城。正统十三年五月，延平府同知邓洪和逃脱的尤溪知县带领二千官军前来沙县镇压起义军。邓茂七统率沙、尤两县义军抗敌，歼灭全部官兵。延平知府慌忙将情报省，巡按御史丁瑄、福建布政使孙升等即来到延平。丁瑄先发“招谕”劝降，“令解散得免死”。茂七大笑说：“吾岂畏死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缴南下，八闽谁敢窥焉？”，遂杀了送书使者。又一巡按御使张海刚至延平，即派张都司、刘指挥，领官军四千进攻义军。邓茂七得到情报，即派人在双溪口(今沙溪口)峡谷地带，埋伏等候，待官军进入伏击地点，即用木排从山上推下，截断官军退路。义军居高临下，用石头、木筒冲击，官军大部就歼，指挥官也被打死。起义军连战皆捷，声威大振，四出进攻，势如破竹。明朝廷惊叹“延蔓八郡，破二十余县”，忙派都督刘聚、御史张楷统率官军“进剿”。这些官军途经闽浙边界遭到叶宗留起义军的阻击，损失惨重，进军到建宁府(今建瓯)即不敢再进。起义军却乘胜前进，在闽中一路，攻下德化、永春、安溪后，打到泉州，杀泉州知府熊尚初。在闽南一路，席卷龙岩、南靖、漳浦、长泰，前锋打到广东的海阳县。闽西一路，横扫各县后，攻破江西瑞金县城。闽东的福宁、罗源，也有义军攻城。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朝廷再派宁阳候陈懋为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统率官军二万和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于正统十四年正月入闽，围攻起义军。
邓茂七起义军正遇强敌压境时，队伍内部却有人投敌叛变。有个罗汝先一面鼓动邓茂七攻打延平府，一面暗通官兵伏击。邓茂七中其奸计，于正统十四年二月率军攻城，正行进在浮桥上，遭到伏击，中箭牺牲，攻城受挫。起义军又拥茂七的侄儿邓伯孙为领袖，继续坚持战斗。官兵又施用离间计，给起义将领张留孙写了一封暗通的假信，故意送错落在邓伯孙手里，邓伯孙中计，即把勇将张留孙错杀，导致义军内部互相猜疑，军心涣散。邓伯孙将队伍后撤，驻扎九龙寨(今上坪乡九龙村)，被官军攻破，邓伯孙被俘。官军又破陈山、贡川诸寨，“直抵浮流(即今永安)以上诸境，斩俘以万计”，起义军民遭到残酷的阶级报复。
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福建都督范雄等即于正统十四年上奏朝廷，要求“以浮流险要之地，分置县以治之”，因当时朝廷忙于应付北方的“土木之变”，拖延到景泰二年(1451年)十月，明代宗皇帝才准奏“以沙县新岭以南、尤溪宝山以西地置县”，县名为永安。第二年(1452年)正式设县。
注：①关于邓茂七的籍贯，《明史》、《明纪》、《闽书》、《明实录》、《明史稿》、明嘉靖《延平府志》都说他是“沙县民”，明嘉靖十五年(1536)修的《沙县志》记述：“邓茂七者，二十四都小民也。”野史《鸿猷录》、《皇明世法录》、《明书》和清代修的《福建通志》、《延平府志》则说他是“江西建昌人”。民国《福建通志》又注明“一说沙县民”。康熙《沙县志》则在“杂录”中说：“旧志载邓茂七是沙县二十四都人，非也。今观监军历略与鸿猷录甚详，其发难亦非自沙，始于宁化，但移屯于沙为巢穴矣。”这种发难始于宁化之说与《明实录》等史实不符，《福建史稿》作者朱维干已加以否定。其实，明代修的《沙县志》、《延平府志》、《闽书》、《明史》等说邓茂七是沙县人的史料真实可靠。清代修的地方志，为避开“大贼寇”的恶名，改掉旧志“邓茂七沙县二十四都人”的史实，而按《鸿猷录》把他附会成“建昌人”。
一年遇到天灾，市场无粮，民不聊生。陈隆亲自上山寻找蕨根，指导民众做粉充饥，度过灾荒，后来潮阳有人把蕨根称为“陈公救荒草”。有一次他的上司巡行到潮阳县，按旧例常规，知县必须向上司献礼金，而陈隆却说：“我们这里很穷，公家库房没有积蓄，我个人私囊又没有余钱。我宁可对不起上司，也不能索取民脂民膏以讨好上司。”上司因此刁难他，以潮阳数十年没有完成上交赋税，而指责陈隆。潮阳民众闻讯后说“钱粮拖欠未完，是我们民众的过失”，他们互相规劝交纳，几天内“纳税以万计”。上司感到惊奇。不久陈隆被调任江西安远县知县，潮阳百姓纷纷挽留。陈隆说：“这是上司命令，不得不走。”他到安远县任职3个月，对人叹息道：“直来直去的人是不可能实现自己志向的。”于是他就辞职回乡。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病逝，享年80岁。
林腾蛟曾经劾奏吏部中有人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并指名道姓以江都知县李一科贿万金而升官作为例证。结果吏部被罢官数人。当时有人赞扬说：“林御史上奏一疏，数十年正气复振。”但林腾蛟却因此得罪吏部尚书吴鹏等权贵。当时已令林腾蛟出巡贵州，忽然吏部又“升授”他为河南按察佥事。表面上是提升，实质是让他吃苦头。河南有个朱典楧是朱元璋的第七代孙，世袭的伊王，一向无法无天，鱼肉百姓。他已经强夺民妻400余口，又关起城门选12岁以上的民女700多人，从中留下较美的90余人，其余的还要家属用金赎回。又强占民房，扩建王府殿堂。百姓怨声载道，而地方官吏或因受贿或因畏惧都无人敢于过问。有人大胆去对伊王好言谏劝，竟被投入虎笼喂虎。林腾蛟巡行河南，查到伊王罪行后，即上奏揭发，皇帝派一个给事中前来核查，召集地方官吏和伊王对质。官吏们支吾其词，不敢据实明言，唯有林腾蛟慷慨陈词，逐一列举伊王的罪状。伊王朱典楧恼羞成怒，恶毒攻击林腾蛟，林腾蛟怒火中烧，突然急病爆发。在生命垂危时，他对儿子说：“必须待伊王定罪之后，再把我的灵柩运回故里。”不久即含恨去世，年仅44岁。林腾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河南洛阳、汝州等地人民闻讯大哭。兵部尚书王邦瑞上朝说：“林腾蛟有振天揭地之气，施拯溺救焚之策，真大丈夫也。”皇帝再派南道御史林润前去复查。林润和礼部给事中邱岳上奏，要求严惩朱典楧。这才使“天子震怒”，将朱典楧“削除王爵，禁锢于高墙之中。”至此，林腾蛟之子才将父亲灵柩运回永安。洛阳、开封、汝州、伊阳、陕县等地百姓，都曾立祠庙纪念林腾蛟。
林腾蛟遗著有《三泉集》。
杨表正自述，他不关心功名利禄，专心音乐，勤学古琴，对琴学“苦志究心三十余年”，终于成为出类拔萃的古琴大师。有一知音行家盛赞杨表正的琴艺：“其音之清，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千里一碧，冷然内彻也。”琴声“如金石相宜，丝竹并奏，而听之者糜糜忘倦也”。杨表正不仅善于琴艺，而且对于古琴的历史、曲谱、歌词、琴学理论的研究造诣很深。他于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将自己对琴艺三十多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汇录诸调，考正音文，注明指法，撰写成书。初名为《正文对音捷要声谱真传》，共6卷，在金陵(南京)初刻印行。又于万历十三年重新修订此书，增为10卷，改书名为《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仍在金陵刻印发行。
该书前半部为《通纪》，记述历代圣贤名人的琴学成就、音乐论述及他们的音乐典故，从黄帝起，包括孔子、诸葛亮、李白、唐明皇、朱熹……共记载130多人。接着是琴学、琴法的理论。如“琴学须知”、“辨琴杂说”、“十二律吕论”、“乐器流源论”、“琴有九德论”、“琴有七要论”、“弹琴启蒙”、“十三微论”等等。后半部是《琴操》，都是曲谱，计历史名曲名词102首，包括屈原的《离骚》、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蔡文姬的《胡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王勃的《腾王阁序》、唐明皇的《广寒游》、苏东坡的《赤壁赋》等等。每一首都有曲和词并行间隔配对。该书问世后，备受音乐界的赞赏，说“其文之粹，如金之精，如玉之润”，称赞杨表正“与古之伯牙无异也”。据《福建通志》载，此后的操琴者都按《琴谱大全》所指，遵循奉行。《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略》、《中国音乐词典》、《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琴曲集成》、《琴史初编》等都载有杨表正事迹的片断。《中国音乐史略》在叙述我国明代古琴流派发展时指出：“当时，与虞山派相对的就是以杨表正、杨抡为代表的江派。杨表正，别号西峰山人，古闽(福建)永安县人。他的一生几乎过着隐居泉石，名利不关的生活。他的创作，除《金陵吊古》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外，还有唐柳宗元作词的《渔歌调》尚不失为一首优美的抒情小品。”
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合编，由陈毅题写书名的《琴曲集成》，全文影印了杨表正著的《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明刻本)。并在《剧本提要》中对杨表正及其著作作了大段介绍，说“杨表正在万历初年强调正文对音，与浙派‘去文以存勾踢’对峙，并为大量琴曲补文，而且能大胆创作，有维江派于不坠之功”。杨表正确是在我国音乐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优秀音乐家。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福建沿海遭倭寇蹂躏，朝廷征兵抗倭，陈赤美应征入伍。在福清战役中，指挥这一战役的刘督府陷入倭寇包围之中，其亲兵无法救援，陈赤美独力保护，奋力刺杀2个倭贼，始得突围。回到福清县城外北冈上时，又被紧追不舍的倭寇围住，陈赤美冒着万箭冲出重围，报告监军，派兵救回了刘督府。赤美在福清战役、泉州战役和下茂、龙头寨等处与倭寇作战中都曾立功受奖。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陈赤美已退役还乡，永安知县傅本智送“笃孝奋义”匾额至陈赤美家，表彰他的孝心和保卫国家的奋勇事迹。万历二十年，知县苏民望又送匾额“董芳独步”至陈赤美家，表彰他的爱国英勇事迹。
不久，严九岳奉调到朝中，任户部主事。曾去督运通州的粮饷，发现船主怕运官粮，原因是官粮经常滞留停运，影响船主的收入。严九岳采取日夜不停连续运输的方法，船主就积极承担运输，因而很快完成了粮饷督运任务。又遇北方边境军事紧张，严九岳奉命运输军用物资到边境去。如果延误，将严惩不贷。严九岳昼夜兼程，全力以赴，将全部军用物资如期运到边境，供给前线将士。朝廷下诏升严九岳为奉政大夫，命他出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府。不料未到任即急病逝世，年47岁。
严九岳有遗著《笱存集》，此书的清朝刻本，在贡川民间尚有保存。
华亭县的一些富户，或有子弟在朝廷当官，或与朝廷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拖欠的赋税很多，而无人敢问。当时上司要求旧赋、新赋、预赋“三征并催”。罗明祖不回避这个难题，敢于从有权势的大户开始催征赋税，使他们的气焰稍为收敛，表面上没有人敢抗拒纳税，但暗地却对罗明祖进行诽谤攻击，阴谋把罗明祖挤走。后来，乘罗明祖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孝之际，竟串通上司，将上海县拖欠的赋税移到华亭县，又以华亭县未完成督催赋税任务为借口，下令罗明祖停发薪俸半年。待他守孝期满时，又将他调到繁昌县任知县。
繁昌县(今属安徽省)地处南北要冲，本来没有城墙。巡按提出要筑城，罗明祖从爱惜民力出发，向上报告：繁昌镇居民不足一千家，筑城又很不方便，最好利用山头作为关口，连关为城，这样可以事半功倍。巡按不同意罗明祖的意见，即下令动工筑城，同时又要训练乡兵。罗明祖又上报：把乡兵集中起来训练，与“家战人守”之说相违背，当前筑城是大劳役，乡兵训练又是大劳役、民众劳役负担过重，就会发生变乱。巡按不但不听，反以违抗巡按命令，耽误筑城为由，免去罗明祖的知县职务，把他调到浙江布政司待命消磨时光。后来又任命他为萧山县知县。他到萧山一个月，就督工修筑江堤500丈，免除了这一带的水患灾害，深受人民拥护。不料只因未去郊外迎接一过境的上司而获咎，不久即被调离萧山，到当时的农民战争前线，任襄阳县知县。
罗明祖日夜兼程，赶到襄阳，而在那里镇压农民起义的兵部尚书总理熊文灿，竟说罗明祖没有按期限到任，给他降级处分。后来，朝廷又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来襄阳督师与张献忠农民军作战。杨提出要加派“剿饷”，仅襄阳一个县就分派“练饷”银六千五百四十余两。罗明祖认为这样做无异要迫使老百姓做强盗，即呈文上报：“襄阳人民苦于战祸，人民十存一二，田亩十种三四，剩下的又要出夫马徭役，今夏又有蝗虫、洪水灾害，正在希望皇上能免五年钱粮，以便让黎民苟延残喘，不料现在竟额外增加苛税，人民必然死亡逃散，否则就只好去当盗贼。”他概括杨嗣昌作法是“驱民为贼”。杨嗣昌对罗明祖的报告难以容忍，以罗明祖“运饷违误”为由将其撤职查办，令他在襄阳等候处理。襄阳的藩王知道罗明祖有学问，聘请他当家庭教师。罗明祖对家人说：“襄阳必败，我不能在此等死。”他向藩王辞聘不教，避到城外居住，以教家人削竹编箕为业。不久，襄阳城果然被农民军攻破，早已被罢官的罗明祖就趁机回到贡川居家，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病逝，年仅44岁。遗有著作《纹山全集》18卷、《评书》’100卷。
由于罗南星不善于奉承知府，知府就给他出难题。时在栖霞、蓬来、莱阳三县交界处，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知府指定要栖霞县破案。衙吏们对罗南星说：“这个无头案很难破，而且不一定属于本县境内，可以把它推出去。”罗南星说：“民被人杀死，作为父母官怎能坐视不管？即使不是本县的黎民，我们也得为他伸冤。”于是他就带人前去验尸。经调查，死者叫李芳。传李芳妻来问，李妻说：“前几天同王子贵赶集就没有回家。”再把王子贵传来，王拒不承认。后来王子贵的父亲送饭到监狱，穿一件青色衣服，李妻大叫说：“这是我夫的衣服，衣襟内有暗记。”罗南星叫人拆开一看，果然不错，凶手王子贵只好低头认罪。县里人都说罗知县“神明”。由于罗南星政绩卓著，当时政界称他为“山东第一良吏”。朝廷曾奖励赐他披领蟒袍一件，并提升他任山西朔州知州。
朔州每年征赋银一万两，其中一半交银两，一半交粮草，农民要将粮草运送400里外，且县官例规定；要等到米豆百石、草千束才作一批运送。乡下农民交纳数量不多，需在县城等候足数才能离开，因而住宿费用大于粮草3倍。一些富户有骠马大车的就包揽代运而获大利。罗南星体贴百姓之苦，改批运为零运，随到随运，减轻了农民的痛苦。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西征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调罗南星赴西征途中督运粮草。他艰苦往返7个月，完成督运任务，受到朝廷嘉奖，被敕封为奉直大夫。但罗南星因西征督运而形神憔悴，即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退休回乡。清雍正二年(1724年)卒于贡川，享年77岁。
陈文海从贡生、学官到知县，都很重视培育人才。他修学宫，建义塾，办教育，做得很出色。朝廷授予他文林郎的官位。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如皋县天灾失收，他亲自向殷实富户劝募粮食赈济饥民，使全县未饿死人。陈文海一生中慷慨好施，而自己却生活得很简朴。在知县任上去世，年62岁。
康熙三十七年朝廷授聂儆为河南开封府荣阳县知县。冬天“更役”时，全县各里长联合□送“规贽仪”银1200两，名义上是作为县署的办公费用及知县外出的盘费。聂儆认为这一陋规实即贿赂，下令予以革除，并规定县衙日常所需，均应按市价付钱，酌量减少“火耗”税额。他革除从前衙门许多弊政，振兴该县教育事业。康熙三十九年，聂父病故，聂儆离任返乡守孝。
康熙四十三年，聂儆任山西平阳府河津县知县。该县民俗好斗，人命官司多。从前凡开墓验尸者，即要被告出埋葬银二、三十两给死者的亲属，以至出现不少弃命诈财案件。聂儆遇地方报案，不待投诉，即亲赴尸场验尸，当场审讯明确：如系被害而死，便叫死者亲属补写诉状；如是轻生自杀者，即令领埋，立时结案，革除过去的敲诈之风。民众都颂扬聂儆“神明”。此县“更役”时，各里长也按旧例，合送“规仪”银600两，聂儆仍如在荣阳时一样，加以拒绝，并革除陋规。他还审核丁粮，凡有空丁虚粮，即豁除免征。过去农民因粮税太重无法缴纳而远逃他乡，致使田地荒芜。聂儆采取核实丁粮后，流民逐渐回来耕种，不但赋税充实，农民也对他感恩不尽。按上司规定，该县须于每年四月完粮过半，但该县土地贫瘠，在青黄不接之时，实难完成，聂儆体恤民情，向上请求宽限，等到五月麦收后即渐次完成。
康熙五十二年，朝廷封他为文林郎，升任户部广西司额外主事。离开河津县时，百姓欢送，立“长思碑”纪念他。同年，聂儆奉户部命，前往直隶迁安县监督赈济，他不怕得罪人，对“豪猾旗民”冒领赈济者进行严格清理。他在城乡分设赈场数处，轮流发放。对极贫困户，给予加赈。经过数月，使饥民均能得到实惠。这件事完成后回京复命，被授刑部江南清吏司主事。他整治西曹，平反数件大冤案。但终因积劳成疾，患了眩晕病，久治不愈，即请假调治。刑部尚书曾联衙保荐他任新职，聂儆陈情力辞，终于蒙准归里。卒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
聂大勋以“实心行实政”，做了不少对民有益的实事。清乾隆七年，他因公赴广东省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病卒于羊城公署，年58岁。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年过半百的刘德骥，眼看清朝腐败，列强侵华，深感自己数十年来给学生灌输封建教育，难以造就人才，对国家无济于事，于是他广找中外新书，阅读带有新思想的各类书籍。光绪三十一年，朝廷下诏废科举办学堂，刘德骥即率先募款办学。他竭力宣传办新学堂的意义，募捐银元3000多元，还发动群众出力，将已倒塌的贡川北塔砖头，挑来建筑校舍，终于在贡川龙山首创了永安县第一所新式学校。次年，校舍建成开学，共4个班级，学生60余人，由永安县衙命名为“永安县官立贡川龙山两等小学堂”。学堂培育出一批优秀人才。我国航空先驱、同盟会员李宝焌就是该学堂的第一期学生。
清光绪三十三年，永安县城内亦创办一所官立新式学堂，聘请刘德骥到县新学任堂长兼正教习。他教学时态度和蔼，循循善诱，使学生听而忘倦，乐于受其教诲。
刘德骥不仅热心教育事业，还在贡川倡设义仓，修建浮桥，禁吸鸦片，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公益事业。
民国11年(1922年)刘德骥病逝，享年75岁。
民国2年(1913年)，41岁的罗线良考入宁洋县师范讲习所。一年后，回乡创办懋德新学堂。他在10年中培养出一批新秀，如麟厚冯作舟(留法理工硕士)、大陶赖维勋(留法化学博士)、燕江陈思放(浙江大学毕业生、永安中学校长)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民国12年他应聘到永安县立中学任语文教师，后任永安县教育科视学4年。民国24年创办小陶小学，首任校长。民国28年又回乡办古竹小学，一直任教至1949年。
罗线良毕生从事教育，能顺应潮流，学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民国初期，他率领学生劝导群众剪辫子，放裹足。自己则率先剃光头，被一些清朝遗老讥为“西路秃头和尚”。他讲科学，宣传破除迷信，有一年古竹村头搞迎神迷信活动，他走进去把迷信品撕毁烧掉，当众说：“如果神灵报应，他会来找我算帐。”他自己节酒禁烟，也严格要求学生不染恶习。学生游丰杨考中秀才，坐花轿前来谢师，礼毕向他进烟，他一把夺过烟枪丢在地上，这个秀才只好跪下认错。
永安解放后，当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罗干伍等组织土匪队伍，妄图推翻人民政权时，年逾古稀的罗线良，不顾生命危险，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剿匪斗争。他亲自到被骗为匪的人家，向其父母妻子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好处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要他们赶快说服亲人脱离土匪队伍，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他的工作，有5人回来向政府自新。有2名土匪因抢劫过东西、打过桐林乡人民政府不敢回来，罗动员这二人的家属，跟随民兵队长到山上，带他们回来向人民政府投案，并交出长枪4支。
罗线良为县人民代表，出席1956年以前的各次县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国家大事。1960年病逝，享年86岁。
王少东年幼聪明，学业优异，但因家庭困难，16岁就弃学从教，在上坪下洋、桂溪等村教书。他边教人边自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六年考取补禀，光绪三十一年考取贡生，此后仍回乡在桂溪任教。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匪患猖獗，永安东路匪首邢忠槐，搜罗一批地痞流氓在天宝岩筑寨作巢，四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少年人被抢去后，要用银元去赎，否则就被卖掉。王少东目睹乡邻被土匪蹂躏，便不顾生命危险，于民国3年(1914年)到县城向县知事报告匪情，县知事雷维森即率领保安队100余人到天宝岩剿匪，因响导泄露军机，加上人地生疏，剿匪失败。匪首邢忠槐派人送信给王少东，要他少管闲事，“井水不犯河水”。王少东为民分忧，又到县衙门请令，在上坪地区组织联甲(农民武装)防匪，并配合县里派去的剿匪部队，再次进剿。匪首邢忠槐退回丰田洋老巢，剿匪部队和联甲追到丰田洋加以歼灭，但匪首邢忠槐仍被逃脱。
不久，邢忠槐又聚集匪徒前来鱼肉乡里，并扬言：“捉到王崇雅，分尸四下。”民国7年王少东在桂溪土堡内教书，不幸被邢匪绑至丰田洋匪巢内，先劝他入伙为匪，遭严词拒绝后，即严刑酷打，残忍地用煤油烧王少东的手，又将其钉在门板上，最后砍掉四肢。一个教书为业的穷秀才，只因为民请命剿匪，而被惨杀，年仅43岁。后来，匪首邢忠槐被其同伙匪徒邢步标和王仁锋杀死，但匪患仍在为害人民。直到1950年以后，人民政府才彻底消灭这伙土匪。
聂诗维对学生谆谆善诱，由浅入深，百问不厌。他对批改学生作文有独特见解。他不对学生作文改得面目全非，抹杀文章原意，认为这是把自己意见强加于学生，易使学生产生自卑感。他批改作文是在保留作文原意的基础上，给予修改词句，使词意流畅。他对学生细心指点，耐心启发开导，深受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尊敬，有“桃李满江城”的美誉。
聂诗维爱好诗词，精工书法，赋有手抄《课余吟草》18本。永安一些重大喜庆或名人逝世，多请聂作联纪念。民国22年，林翊(林家木)任永安县长，在城内建一公馆，请聂诗维题名，聂以林已在老家(大炼村)建有一座名为“可园”的楼房，现又建此新楼，即将其题名为“又可”。不料竟有人向林进谗言，说“又可”是讥笑林无子，“可是一丁一口之意”。林即召聂责问，经聂解释原意，林始息怒。
抗日战争时，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海军上将萨镇冰来永安，曾到聂家登门访问，并书写“柳絮狂风疑雨雪，香风徐动觉开梅”一副对联赠送聂先生。
聂诗维于民国32年6月9日病逝，享年62岁。众多学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学生黄曾樾送的挽联是：“理学绍陈瓘，诗才怜邓肃，五百年始诞先生，永为斗山增异彩；弟子比河岳，襟怀似彭泽，六二龄递为净土，忍看箕尾吐光芒。”
佐成自幼聪明好学，成人后身体魁梧，朝气蓬勃。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延平府应试，考中秀才。又到福州全闽师范学堂求学，于光绪三十二年毕业。由于他学业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同文、宏文书院，后就读于工业航校和早稻田大学。同时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年)，刘佐成和李宝焌合作，在日本研制飞机，因飞行场使用不便，无法进行试验，我国驻日公使胡惟德将此情况报告清朝政府，清廷摄政王府电召刘佐成、李宝焌二人回国制造飞机。即于同年8月，由驻日公使随送他们返国。二人回到北京后，清廷军谘府即拨款在北京南苑庑甸毅军操场内建筑厂棚，购买材料，让他二人制造飞机。宣统三年三月飞机制造成功，这是中国在国内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于六月二日由刘佐成驾驶试飞，因发动机曲轴损坏，飞机坠落，佐成身负重伤。同年六月十一日《正宗爱国报》曾刊登这条新闻。
1911年辛亥革命后，刘佐成任湖北军政府航空队长。
1912年1月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刘佐成到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部交通团团附。他再度和李宝焌合作研制飞机，终于试飞成功。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制造飞机的事业也即中止。民国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南苑成立随营飞行教练班，委任刘佐成为技正兼教官。同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刘佐成脱离袁部，和其他原同盟会成员一起，秘密购买武器，于民国3年到达福建，计划谋刺袁世凯派来福建的都督护军使李厚基。不幸事泄，李厚基下令追捕，刘佐成潜逃到南平，躲藏在闽师同学陈德章家中，继由陈资助路费，逃到台湾，再转道到日本。这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创办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当年8～9月间，他受孙中山接见面谈达12次之多(见《近代史资料》总58号的《孙中山在日本》一文)此后一段时间，刘佐成漂泊不定。其日籍妻子和子女则在上海日本租界内避难。
民国9年，直皖军阀战争中，李厚基的靠山皖系败北，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刘佐成被任命为航空大队长，后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民国10年3月1日，刘佐成在天津创办出版发行《飞行杂志》。民国13年，刘佐成任北京中央航空司令部参谋。民国14年，保定联军总司令部成立航空处，刘佐成任参谋。民国15年4月任联军航空第一队队长。同年6月任保定航空工厂厂长。北伐胜利后，刘佐成到南京国民政府航空署任参谋，并继续主编《飞行杂志》。他撰写的《中国航空沿革纪略》一书于民国19年在南京出版发行。
抗战前夕，刘佐成被派到福州，主持建筑王庄机场。机场建成后，刘佐成任福州飞行场场长。民国27年，机场常遭日机轰炸，即把物资转移到山区，刘佐成则任空军将乐办事处主任。后又调到浙江衢州航空总站任股长。曾拟调他到柳州空军司令部任职，因身体不好而未到职。民国31年9月刘佐成中风，在故乡养病。民国32年9月，病逝于青水池家中，享年60岁。
刘佐成的遗著《中国航空沿革纪略》，已成为研究中国航空史的重要史料。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宝俊到福州，入全闽师范学堂读书，光绪三十二年毕业。因成绩优异，和刘佐成一起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先入同文、宏(弘)文书院，后进早稻田大学求学，“研究理化，精心钻研飞行技术”①。在日期间，他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
清宣统二年(1910年)，李宝俊与刘佐成合作，在日本研究飞机制造，因飞行场使用不便，无法试验。清政府驻日公使胡惟德，将他二人研制飞机情况报告清政府。清廷摄政王府电召他二人回国制造飞机。当年八月，由胡惟德陪同他们回国。回到北京后，清廷军谘府即拨款在北京南苑庑甸毅军操场，建筑厂棚，并从日本买来机件，让他二人试制飞机。
清宣统三年六月，李、刘合作试制成功的飞机，这是中国在国内制成的第一架飞机，但因发动机损坏而试飞时坠落。李宝焌即将坠坏的飞机运往上海修理，并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李宝焌应召到南京，担任飞行营营长。该营训练注重学科，飞行科学一律由李宝焌亲自口授，颇具成绩②。在刘佐成再次合作下研制的飞机终于在南京试飞成功。他们即计划继续制造飞机，不料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夭折。李的飞机制造计划无人支持，难以实现。他即赴沪向上海笋干行总经理沙县人章庆候寻求支援。章庆候帮他筹措到巨额款项，解决经费困难，他又回到南京着手制造飞机。不幸因积劳成疾，于民国元年10月6日患恶性痢疾，在南京共和医院逝世，年仅25岁。李去世后，章庆候筹措的巨款无法归还，上海笋干行因而倒闭。章向宝焌之父李翔富索款，李翔富将全部家产变卖还不够赔款，因而在沙县下狱，后由宝焌之兄宝镛代父坐牢。
李宝焌年轻有为，对飞机的研究颇有成就。他撰写的论文《研究飞行机报告》，发表于清宣统二年的《东方杂志》上，航空界对此文一向评价很高。航空史学者厉汝燕在《世界航空之进化》一文中说：“李宝俊确实是我国航空学术界中之先导。”“飞行研究家李宝焌著的《研究飞行机报告》是我国的第一篇航空论文。”“特别是向后焚烧(喷气推进)的提出，比四十年代喷气飞机的出现还早三十年，这确实是了不起的”③。
注：①②③见姜长英编著《中国近代航空史稿》一书。
民国25年陈文孙受任沙县县政府禁烟科科长。民国26年至27年先后任建瓯、松溪、政和、沙县、永安、尤溪等县禁烟督察员，为禁吸鸦片烟毒做过有益的工作。
民国27年5月省府内迁永安，陈文孙在闽师学堂的同学、省民政厅厅长高登艇聘他为省民政厅科员。民国32年，永安县成立临时参议会，陈文孙被推举为副议长。民国34年，正式成立县参议会，选为副议长。民国37年任永安师范校长。
民国38年6月，闽西义勇军(起义部队)第七独立团进驻永安，原县长陈町逃遁，永安县成立行动委员会，陈文孙被推选为委员会主任。义勇军撤离永安后，永安土匪恶霸王仁锋、陈邦文率领匪部闯进城内，为非作歹，民不聊生，行动委员会就不复存在。当时的永安专员公署专员高垲出面召集一些上层人士，推选陈文孙为代理县长，以求恢复县政府执政。陈文孙起初执意不当乱世县长，经大家劝说后答应维持一时。待他上任时，福州已经解放。陈文孙即派中学校长陈思放去福州，到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接洽，要求和平解放永安。
1950年1月下旬，陈文孙安排人员在贡川设军粮及茶水招待站，准备迎接解放军。1月27日晚，解放军到达永安，陈文孙命令县自卫营全部集中县政府内，不准抵抗。同时将枪支、人员造册等候解放军前来接收。当夜解放军进入县政府大院，自卫营缴枪投降。
1月28日上午，陈文孙和高垲率领县政府、专署公职人员80余人，到南门外三十下岭，鸣放鞭炮迎接解放军进城。
永安解放后，陈文孙还参与一段时间的后勤供应工作，于1952年病故，享年65岁。
陈文孙酷爱书法和诗词，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永安30～40年代的中、小学教师，大多是他的学生，留法博士黄曾樾就是他的优秀学生之一。
吴德龙9岁入私塾读书。11岁时，他上树捉蝉，一姓马的地主诬他“偷梨”，抓住他的小腿，倒提着摔到水田里，还要他家“赔偿”10块银元。几天以后，地主即来催逼要钱，吴德龙的父亲吴志老说声“没有钱”，就被地主一拳打倒在地，致使胰脏出血，不久因伤势过重而亡。父亲死后，家庭陷入困境，吴德龙的母亲自己以野菜充饥，把饭省下让孩子们吃。几个兄弟都吃了，唯有吴德龙不吃，母亲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是大人，可以忍受，你们小孩会饿坏身体，快吃饭，去读书，将来要有出息。”吴德龙跪在地上，哭着央求母亲吃饭，并向母亲恳求不再上学。少年吴德龙从此开始为母亲分忧，学干农活。15岁入纸厂当学徒，学会做土纸的全套技术。后来又学过打铁，当过挑夫，还曾到戏班学演戏。如此奔波挣扎，全家仍不得温饱。
民国7年(1918年)8月，入闽作战的广东护法军路过梦溪，吴德龙和同村一好友弃农投军。他加入护法军后，能吃苦耐劳，英勇作战，得到上司赏识重用，民国10年即升至营长，转战在闽西粤北一带。民国15年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一游击支队司令，负责汀州八县的“剿匪”军事。同年12月，十七军军部从福州发来紧急通知，要吴德龙“赴榕议事”。他星夜起程，赶赴南平乘船，航行不足半小时，翻船沉没，30多名乘客全部遇难。清流知事闻噩，赶抵南平设灵堂悼念，十七军军部也派人参加追悼会。会后，将遗体运回其出生地左拔村安葬。
吴德龙在旧式军队当军官多年，沾染旧军队习气。但由于他出身贫苦，受过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当军官后还能保持其劳动人民的本色。行军时他，和士兵一样穿草鞋步行，从不骑马坐轿。他的四弟到军中要求安排一个职务，被他婉言拒绝，劝弟回家种田为本。他严肃军纪，不许下属欺侮百姓。其部队驻防明溪县时，他还亲自参与兴修水利。民国15年，吴德龙因公到连城县，该县知事送他银元1000元，被吴当面拒绝，并严斥这种不正行为。清流知事邹含英曾给吴德龙送一对联：“为官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爱民如保赤子，体贴入微。”
民国27年(1938年)，闽中游击队员陈郁文遭国民党追捕躲藏在他家里，黎振旺待如亲人，为他隐藏脱险。民国30年，陈郁文介绍黎振旺和闽中特委书记林大蕃联系，林就把他家作为联络点，经常在他家开会，黎振旺也常为游击队带路、送信，提供粮食和住宿。有时他将游击队隐藏到土堡和山洞内，其妻则为游击队煮饭送饭。夫妻二人都成了游击队的交通员，他们严守机密，保护革命同志，同林大蕃、林志群成为生死之交。民国34年3月16日，黎振旺不幸因人告密而被国民党逮捕。在大田县汤泉乡公所关押期间，历尽严刑毒打，他宁死不屈，始终保守秘密。当月19日敌人把他押回五丘仔，继续毒打逼供，黎振旺仍守口如瓶。敌人无可奈何，要将他押回监狱，妄图继续逼供。振旺高喊“要杀就杀！”拒不行走，即被敌人枪杀牺牲，时年51岁。
1950年宁洋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追认钟炳生为烈士。
民国20年王偏组织大刀会，在青水一带发展大批会徒。民国22年10月永安县长林家木与驻军卢兴邦部的罗景星旅有矛盾，暗地密令大刀会攻城。攻城失败后，林家木又写密信给王偏，叫他拦截卢兴邦的信件。王带人埋伏在山坑伏击了罗景星的家眷及其护送部队，打死了罗的儿子，打伤罗的妻子，还夺了护送兵的几枝步枪。因而激怒了罗景星，罗即派一个团的兵力去围剿王偏，烧掉光坑一座土堡，打死王的几个部属，捉去王偏的儿子。王偏则逃跑到漳平城口投靠陈松年股匪，后向陈买回步枪14支，上山到三百寮流盂歧作巢为匪，发展匪徒14人，专干杀人、抢劫、放火的勾当。
民国24年9月的一个圩天，王偏在青水街店铺杀死团练队长欧阳洪。另一个圩天，又杀死农民钟垂盈，抢走钟的未婚妻郑菊英当儿媳妇。同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王偏到大丘村烧掉民房5座，杀死农民张元勋、张元贴、张应照。又捉去张广枝、官三孟、张大来，逼诈巨款后放回。又于10月24日到大丘村，烧死张应增，捉走钟祥弟、钟文弟、钟秀娇、钟秀章，并逼以巨款赎回。民国24年底，王偏在匪巢流盂歧又扩充了匪徒，改名王秀美，活动猖獗。
民国25年3月12日杀了仇人钟启智，又烧了青水、百芑丘民厝30多座。
同年王偏伙同漳平土匪陈松年，攻打上早安、大丘、车村等地土堡，杀死胡肇熙、钟金坤、胡占绪等，打伤妇女2人，捉走胡科堆等21人，勒索银元2000多元。
民国26年永安县政府派区长陈帮永先捉王偏之子王佐国作人质，然后把惯匪王偏招安，委为“自卫队长”，王偏又改名王仁锋。但名虽改，其匪性未改，他暗中拿枪给林应鱼，让林为匪抢劫，他坐地分赃。后来，林应鱼在枣岭抢劫被人打伤。王仁锋怕泄露真情，即杀人灭口，将林应鱼斩首。此后，永安县政府还委任王仁锋为团训大队长、联保主任、副乡长、特种自卫团团长等反动职务，官匪一身，鱼肉人民。
民国30年，王仁锋认为农民钟日荣的房子“风水好”，就以抽壮丁相威胁，霸占和拆掉钟的房子，然后新建“衍庆堂”。为了用石板铺厅堂，他竟把龙塘的一个水坝和一条水圳的石板全部挖走，使农民的100多亩田遭受干旱。他还强迫龙吴乡农民为他建房白白做了三千多个工日。
民国35年，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期间，惯匪王仁锋被委为“便衣队长”，令他围剿中共闽中游击队。
民国38年7月乘永安县长陈町逃跑的混乱时期，王仁锋领其匪众进占永安县城，自封为“保安大队长”，在城内开设赌场，收赌捐，为非作歹半年。解放前夕，逃回青水光坑老巢，企图负隅顽抗。
1950年1月永安解放后，王仁锋在青水一带拉起土匪队伍，打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燕江纵队”的旗号，4月25日杀死东坂农民巫福兰、巫福龙。4月26～27日杀死青水乡农会主任钟庆楠和农民代表钟照隆，在沧海桥亭溪边杀死留用人员蓝昌裕。6月13日上午在龙吴桥头伏击杀害县人民政府派来的青水乡长孙敬才等3人，下午又聚集土匪攻打青水乡公所，打死解放军县大队战士1名。6月14日，攻打炉丘土堡，枪杀解放军永安县二区中队副。6月下旬，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剿匪运动，王仁锋的匪徒纷纷投案自首。经过一年的军民剿匪运动，拒不自首的一些王匪骨干分子，也都一一捉获，最后剩下王仁锋一人潜逃山上。
王匪作恶多端，群众切齿痛恨，在军民重重包围之下，王仁锋无处觅食，于1951年7月12日夜里，到莱洋尾偷摘黄瓜充饥，被剿匪的解放军战士击毙。消息传出，人心大快。
黄曾樾出生于长乐祖父任所，不满周岁时，即由母亲刘氏带回故乡永安。他初入私塾，幼年聪颖好学，日渐长进。民国元年(1912年)，14岁的黄曾樾考进马尾的福州海军学校。在校成绩优良，三次年考获奖。民国8年2月黄曾樾毕业离开海校，到南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并兼任南平第四中学国文教员。
民国9年，福建军政府令各县选送优秀知识青年赴法留学。永安县政府决定选送雷化文、黄曾樾、冯作舟三人，由县政府征收红糖、猪仔、石灰等3种附加税资助他们出国留学。
黄曾樾先进入法国朗西大学数学系，补习半年数学，后入里昂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工程系，毕业时被学校授予工程师职称。由于他素好文学，民国12年又考入里昂文学院继续学习。他租住法国纺织工人拍拉奢的一小间房子，房租每月只要5个法郎，但当时国内军阀连年混战，自卢兴邦占领永安后，地方财政拮据，留学生的费用不能按时接济，有时整年收不到钱，致使黄曾樾连为数不多的房租费也交不出，膳食则更难维持，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在患难之时，房东拍拉奢不但不催他房租，还资助给他50元法郎。黄曾樾从此，与拍拉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拍拉奢的外甥蓬皮杜(后任法国总统)当时任里昂市议员，与里昂市长赫里欧是朋友。当赫里欧市长得知黄曾樾勤奋攻读和困难处境时，深表钦佩和同情，并亲自约见黄曾樾，向他提出建议，由里昂市政府官费资助他学习，毕业后留在法国工作。黄曾樾婉言谢绝说：“感谢市长先生的关怀，但我不能享受里昂政府的官费，因为毕业后我要回国工作。”
民国14年8月，黄曾樾以优异的成绩从里昂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老子、孔子、墨子哲学的比较》，在法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他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里昂大学收入《大学丛书》，以精装出版。这年10月黄曾樾回到阔别5年的永安。不久被派任京汉铁路工程师。
民国15年夏天，他应聘到北京女师大任教授，专教法国文学，闲时兼任海军舰队司令甘联敖的家庭教师。从此，他认识了甘的女儿甘贤，同年与甘贤结婚。
民国16年3月，福建省建设厅长丁超五致函交谊甚深的黄曾樾，把他请回省建设厅担任科长。在此期间黄曾樾拜陈衍为师，帮陈衍编修《福建通志》。后来根据陈衍的言论，整理出版了《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一书。
民国17年10月，丁超五调任中央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庭长，黄曾樾随同任法庭文书主任。二个月后，调交通部，任法规委员会委员，专门从事研究和起草交通法规。
民国19年4月，黄曾樾从交通部调到南京市政府，任社会局长。21年11月黄曾樾又回到交通部任秘书。
22年冬，万国邮政联盟在埃及召开会员大会，黄曾樾奉命参加并考察埃及国情(后撰写了《埃及钩沉》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会议结束后，黄曾樾应邀赴世界各国考察邮政，他从欧洲的英、法、意、瑞典、波兰、苏联，到美洲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历时达一年六个月。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黄曾樾也随迁入川。27年10月，交通部长俞正鹏调任后方勤务部长，黄曾樾随俞调后方勤务部任秘书等职。29年黄曾樾被任命后方勤务部编辑处少将副处长，专门从事编译战时国外有关军事资料。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大后方的交通运输，组成滇缅路监理委员会，民国30年8月黄曾樾任该委员会秘书。
黄曾樾在重庆任职6年，与章士钊、李石曾、张大千、马子谷、徐悲鸿等交往甚深。他把想回闽工作的愿望告诉章士钊，由章士钊写信给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促成在民国31年6月离川回到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次年5月福建省政府任命他为省驿运管理处副处长，主要任务是统筹管理粮、盐运输事宜。
黄曾樾在永安任职期间，倡议成立永安地方社会公益事业促进会，亲自设计永安翔燕大桥(即西门大桥)；创办永安县立初级中学，出任校长；设立“黄太夫人奖学金”，奖励成绩优良的贫穷学生。
民国33年12月，黄曾樾被任命福州市政筹备处长兼林森县长，因当时福州还被日军侵占，他先到福州市郊的小箬上任。
民国34年5月15日，驻榕日本兵退走，黄曾樾随军第一批进入市内。同年，任福州市市长。他着手整顿市政，恢复工商和教育，拨款修复校舍，并立即发放教职员工资，尽先复课。他定期接见和听取教育界人士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因而深得福州中小学教师的拥护。
黄曾樾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当时有人揭发某中学校长曹某有贪污舞弊行为，他经核实后，给予撤职处分。曹的兄长是省党部要员，因此怀恨在心，大肆攻击“黄市长无能”。三青团负责人戴仲玉、特务严灵峰，也伺机攻击诬蔑。黄曾樾忍无可忍，于民国35年7月，愤然辞去福州市长职务。
民国36年4月黄曾樾调南京任教育部督学兼参事。这年夏天，黄曾樾以国民党提名资格，从南京回原籍永安县，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得五万八千票，以超过全县人口半数当选。
民国3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仓惶逃往广州，教育部为了迁移事宜，在福州设立驻榕办事处，黄曾樾也由南京返回福州。这年6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到福州，要黄曾樾跟他去广州，并许以教育部次长之职，黄曾樾以“老母年高、不宜远游”为辞而婉言拒绝。同年7月教育部新任部长杭立武，接连给黄曾樾发来3封电报，催促黄曾樾同他们一起逃台，接着杭立武又发亲笔信催促并以台北市长、教育部次长之职相许，他均置之不理。黄曾樾对多年好友钱履周教授说：“国民党政府之腐败，已丧失民心。再跟着他们跑，毫无前途。”两人同约，决定留在福州等待解放。1949年8月他到国立福州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担任教务处主任，主讲中国文化史课。
1950年10月黄曾樾在福建师范学院任教授，开始在数学系教授投影几何。于1951年调到中文系，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讲外国文学。1957年1月，黄曾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2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委员会委员。
1966年10月11日黄曾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终年68岁。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向周总理打听黄曾樾的下落，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惋惜。
1979年1月21日福建师范大学召开了为黄曾樾博士平反昭雪大会。师大副校长黄寿祺教授代表学校致悼词说：“黄曾樾教授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学习政治，注意世界观的改造，政治上不断进步。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相信党的政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育，认真负责，带病坚持工作，假日放弃休息，不倦地辅导登门求教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还热心为校外单位翻译法文资料。他热爱中外文化遗产，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在科研方面做出了成绩。”
黄曾樾一生著述有《老子、孔子、墨子哲学的比较》、《慈竹居诗抄》、《博马舍研究》、《埃及钩沉》、《陈右遗先生谈艺录》、《陈左海先生书版》、《永贤和尚广录探微》、《外国文学讲稿》、《谈天木堂集》、《傅立叶传》、《最后一课的商榷》、《左海珠尘》、《慈竹居丛谈》、《李商隐诗补注》《顾亭林诗集补注》、《张之洞广雅堂诗注》、《陈右遗诗注》等。
陈圣铨于1979年10月6日逝世，享年76岁。因饮食服务公司需要他半休半教带徒弟，直到逝世，他还未办退休手续。逝世时商业系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民国18年刘占云跟随罗化成参加攻打长汀县后，担任红军交通员。南阳区武装暴动以后调任西坑乡苏维埃交通员。不久，又调南阳区苏维埃任通讯员，继而调长汀县苏维埃做通讯工作。民国23年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侵占了他家乡，他的妻子被民团捉去卖掉，不知下落。民国24年他调到汀连游击队任侦察班长，又加入明光独立营，配合红九团转战于漳平、宁洋、永安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民国26年在张家山战斗中，刘占云的右脚被敌人打伤，行走不便，就留在宁洋、漳平交界的山村活动。民国30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党组织指示，潜伏待命，先后在漳平县双洋坑源和永安西洋的银坑隐蔽，化名江湖老，做工为生，一直隐蔽到1950年永安解放。解放后他和西洋区公所干部取得联系，在中共西洋区委领导下，他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织民兵，从银坑村富农陈蔡其家中缴来7支枪，用以武装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清剿土匪。1950年10月，银坑村的反动富农杨树求勾结陈蔡其和土匪在岩后土堡包围银坑的民兵，刘占云在土堡楼上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当时西洋区赵泰然区长闻讯，即带领区中队到银坑村办理刘占云的丧事。
邓纯馄，贡川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生，小学文化，家贫无固定职业，曾任私塾教师。他天资聪颖，临危不惧。民国23年任贡川农会副主席。
张狗仔，又名拗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粗识文字，为人爽直纯真，不畏权势，敢于斗争。民国23年任贡川农会委员。
民国2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到贡川，有一个连的红军驻下来发动群众。连指导员李如海和民运干部徐信彬领导农民组织农会，于3月10日，成立贡川农会，选举陈德旺、邓纯焜为农会正副主席，张狗仔等人为委员。农会成立后，在红军指导员李如海的指导下，农会没收了十几家土豪的谷子共七、八万斤，分给贫苦农民。土豪劣绅纷纷外逃。农会还把缴获来的土硝1400多斤，挑送永安，红军就用这些土硝，从地下挖坑道炸开城墙，解放永安县城。
民国23年6月，红军自贡川撤退，土豪邱先芹组织的反动武装大刀会返回贡川反攻倒算，陈德旺、邓纯馄、张狗仔在贡川东门惨遭大刀会杀害。
1950年永安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追认陈德旺、邓纯焜、张狗仔为革命烈士。
民国16年，鲍一飞应招到闽南修建公路，后被军阀张贞部队抓去当兵。4个月后逃跑出来，经泉州又被另一个部队抓获，充当担架兵。至民国19年，他脱离该部队，到厦门拜江湖医生包荣贵为师，继续学医。民国20年，他在粤东、闽南一带行医卖药，民国33年到永安，以南门长安客栈为定点到邻县治病。后又在沙县拜王天有为师，到闽北行医。民国35年，鲍再次来永安，在中华路开设益智伤科诊所并到漳州、安溪、大田、沙县等地方巡回医疗。民国37年在永安新街(今燕江中路)开设伤科诊所。
1950年永安解放后，鲍一飞参加卫生协会。1951年在宣传抗美援朝活动中，他参加演出《火烧美帝》的话报剧。
鲍一飞在行医中，体贴照顾贫苦病人，对他们少收或不收医药费，有时甚至还贴一餐饭给病人吃，就医者络绎不绝。1955年3月他参加永安县第三联合诊所，任所长。1959年4月该所并入城关卫生院，他任该院伤科医师。
鲍一飞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受到人民的爱戴。1955年被评为永安县爱国卫生一等模范，1956年在支援鹰厦铁路工程中被评为二等功臣。从1981年到1987年，他曾连续获得燕江镇、永安县(市)和福建省的医务工作先进工作者、卫生先进工作者、两个文明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56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安县委员会成立后，鲍一飞连续被选任为县政协委员。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28日病逝，终年80岁。
民国23年(1934年)2月，红军解放安砂，石碧乡成立苏维埃政府，罗瑞珍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带领赤卫队员打开地主谷仓，把粮食分给穷人，领导农民打倒土豪，把土地分给贫雇农。同年8月红军撤出安砂。时值夏收，有些已分到田地的农民却不敢去收割，他带领赤卫队把收获的300多担谷子分给农民。不久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进驻安砂，侦缉队长陈聘臣回到安砂，进行反革命复辟。石碧土豪吴汝祝、吴福余率领地主武装“红带会”回到石碧，对贫苦农民进行报复。罗瑞珍躲到山上以野菜充饥半个多月。同年十月在邓家湾石乱坑受“红带会”歹徒包围，刀砍后又被绑在乌柏树上毒打。“红带会”歹徒吴长万凶狠地割下他的耳朵，塞进他嘴内，逼他自食，他怒将满口血沫喷向敌人，随即在敌人乱刀下壮烈牺牲。
解放后，林罗志积极参加农会活动，担任村农会委员和民兵队长。在剿匪反霸和土改中立场坚定，被任为西洋乡人民政府的生产委员和调解委员，兼乡政府保管员。土改后，共产党号召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林罗志带头响应号召，组织起西洋第一个互助组。1951年10月，中共永安地委让林罗志到福州参加省委办的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他学习一个月回来，把原临时互助组提高为有19户的常年互助组。在林罗志互助组的带动下，西洋乡又组织3个互助组。1952年林罗志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省人民政府奖励2头耕牛给林罗志互助组。林罗志去省开会前，他的六岁男孩病重，等他开会回来，男孩已病死，他非常悲痛，仍坚持工作，传达省劳模会议精神，耐心动员组员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1952年12月22日林罗志办了永安专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8月林罗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月银坑马山火烧山，林罗志带头上山灭火，猛冲猛打，由于过度疲劳，中了“火毒”，得了皮肤病，但他坚持带病工作，办社第一年获得大增产，显示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1954年初，林罗志社从19户扩大到29户，并带动西洋乡办起3个农业合作社。1955年冬，西洋4个初级农业社联合办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选举林罗志任高级社的社长。
1956年中共永安县委组织部任命林罗志为城郊组织员，调东郊农业社当工作组，同年6月调南郊农业社任政治副社长。1957年8月林罗志调回西洋区工作，后又调到城郊林业站。1983年病逝，享年73岁。
1950年1月初，郭调任中共永安县委书记。1月30日，郭克勇率领干部到达永安，进行繁忙的接管工作，同时组织6个区的区委、区公所的工作班子，分派到各区开展工作。3月5日召开永安县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郭克勇在会上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肃清土匪，为建设新永安而奋斗。同年5月，匪患日益猖獗，并扬言要攻打永安城。郭克勇将县级机关干部和地委、专署机关干部编为干部大队，早晨操练，晚上巡逻，保卫永安城。郭自己则和县大队一道，深入各区乡，了解匪情，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配合部队剿匪。在压下土匪的嚣张气焰之后，即在部分乡村废除保甲制度，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反霸运动。1951年1月开始，永安先后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郭克勇开会布置任务后，即爬山越岭，走遍永安的各个区乡去抓落实。
经过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结合土改、镇反运动，到1951年5月，永安土匪已大部肃清，只剩王仁锋一股仍在青水、槐南一带骚扰。在永安地委召开的会议上，郭克勇说：“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为民除害，我代表县委向地委保证，在最短时期内消灭这股土匪。”会后，郭连夜和县委、县大队研究歼匪计划，第二天就赶到青水发动群众，形成一个包围土匪的天罗地网，使土匪处于穷途末路，有的下山投诚，有的落网被擒，最后只剩下匪首王仁锋尚未抓获。郭指挥部队、区乡干部、民兵，逐步缩小包围圈。7月12日，、王仁锋终于因断粮忍不住饥饿，于晚上摸黑下山，在偷摘黄瓜充饥时，被县大队战士击毙，青水群众家家杀鸡饮酒庆祝，郭克勇也胜利回城。
1951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体育场一次公审大会上，有人把京剧团里的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揪来，要求法办。会后，郭克勇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党的政策，正确处理放下武器改恶从善的人，统一认识后，就把这几个人放回。有一个干部在乡下审查反革命，搞假枪毙逼供，郭克勇不但批评、处分这个干部，并抓住这个事件教育大家，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
郭克勇带领县委一班人，搞好团结。他工作大刀阔斧，但在决策之前，总是多方征求意见。郭又非常关心同志，对机关的通讯员也爱护备至，经常到他们的宿舍问寒问暖并教他们学习文化，规定跟他的通讯员，每天必须写200个字。他生活俭朴，按当时的供给制待遇，县级干部可以吃中灶，但郭克勇坚持在食堂和同志们一起吃大灶。他到群众家吃饭，一定要付足饭钱，并和他的通讯员小张说：“老百姓如果煮好吃的，你们不要都吃掉，群众生活很艰苦，要留些让他们自己吃。”郭克勇坚持亲自起草或修改文件，常工作到深夜，迟睡早起，有时还是他打起床钟。他用自己的行动，带出干部的团结、紧张、艰苦创业的好作风。
1952年，永安县土地改革结束，工作重心转入抓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初，郭带着干部住进贡川新发冲陈木老互助组，和群众一起讨论土地入社的各项具体办法，办起县里第一个农业社。取得实践经验后向各区推广，这年永安县办起12个农业社。
1953年冬，地委派邓超任永安县委第一书记，郭克勇不计较地位高低，积极配合。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邓坐镇西洋，郭蹲点安砂，顺利完成全县统购任务。
1954年春鹰厦铁路开始勘测，贡川一位农民给县委来信，反映有人破坏修建铁路，郭克勇看信后即带着公安局长到贡川查实，及时制止了破坏活动。同年发生秋旱，郭带工作组前往安砂抗旱，下定决心，旱情不缓解不回县委。省委表扬了郭克勇这种抗旱精神。
1955年2月，郭调任省人民检察院永安专区分院检察长。1956年6月永安专区撤消，郭调任晋江专区分院检察长。1960年1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1961年6月调任省人民委员会农办秘书室主任。
1962年2月，郭克勇调到诏安的省属建设农场任党委第一书记。他到任后，发现胶树缺肥，发动职工积肥，但进展迟缓，郭就和妻子双双挑着粪筐收拾牛粪。在他的带动下，农场干部和工人，都外出拾肥，终于完成10万多斤的积肥任务，既给胶树施上肥料，又改变了农场风气。冬天，郭和工人一起彻夜为胶树烧烟防寒。1963年大旱，他深入粮食作业区日夜抗旱，一个月不曾回家。在他的带动下，农场面貌大变。到1965年产出第一批橡胶，结束了福建不能生产橡胶的历史。
1965年底，郭调到国营浦城仙阳茶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该场工人多数是来自福州的青年，郭到任后以艰苦奋斗精神来影响他们。他每日天蒙蒙亮就挑着粪筐拾粪，还带着干粮和年青人一起，步行几十里到浦城最高峰上挖黄花菜苗，移植到茶园里。他和工人一起上山开荒栽茶，场里送去番薯当点心，有的青年把番薯丢掉不吃，郭把它拣起来，教育大家要爱惜粮食，并把这块番薯削皮后自己吃下去。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1969年农场经济困难，郭就把自己多年积蓄的3000元拿出来，暂时解决职工生活困难。在“文化大革命”中，郭被诬为“走资派”，遭到斗争。他虽“想不通”，但对党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仍教育女儿们要听党的话，下乡插队锻炼。后来，党组织为他平反，曾先后安排他为浦城县卫生科副科长、县生产组副组长、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而郭因1975年患脑溢血半身不遂，已无法到职视事。1983年即离职休养。在长达十多年的患病期间，虽然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妻子张洁护理，但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非常高兴。
郭克勇终因久病不治，于1990年1月4日逝世，享年79岁。
民国38年5月，国民党刘汝明兵团溃退时，有一批军医人员在三元脱离部队，从山路逃往九龙，抵达上坪。陈邦文带着几个人搜查他们的行装，发现带有很多金条，陈即抢一半和同伙均分，还对这些军医人员说：“这一半金条留给你们做路费，你们不懂去永安的道路，我亲自送你们一段。”这些逃亡者道谢不尽，谁知送到“三十里亭”时，陈邦文即拔出手枪对准他们，迫令他们交出剩下的一半金条，由个人独占。
民国38年7月，陈邦文和王仁锋一伙，乘永安县长陈町逃跑的混乱时期，打着“东乡自卫团”的旗号率领匪徒进占永安城。进城后改称“福建省第六区保安大队”，王自任“大队长”，陈邦文为中校大队副。王仁锋每天以吸鸦片烟饮酒取乐，“保安大队”的事主要由陈邦文管。陈又以解决“保安大队”的经费供给为名，策划成立“第六区保安大队士兵副食筹募委员会”，开设赌场，抽取赌捐，以致中华路一带摆满赌博摊，弄得满城乌烟瘴气。所收赌捐，除少数作为“保安大队”给养和供县政府的头目瓜分外，其大部分被陈邦文占为已有，共达银圆28000多元。
同年8月，由于沙县、南平、福州都已先后解放，县长陈文孙出示布告，实行减租，而陈邦文竭力反对，他亲自带队下乡镇压要求减租的农民，将曹岩“保农社”主席谢昌轮抓到“保安大队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严刑逼供。因逼不出“通共”根据，最后还要交60元银元才予释放。在搜捕“保农社”减租人员时，汶州一农民闻风逃往别村，陈邦文即乘机强奸其妻。同年11月5日陈邦文带队到洪田，“围剿”地下游击队，枪杀游击队员5名，并丧心病狂地以死者心肝配酒。陈还下令说：如有3个农民在一起交谈就可以开枪射击。
陈邦文在城内称霸期间，奸淫民女达40多人。其中有一妇女，陈邦文意欲长期霸占，就将其夫抓进“保安大队部”，施行毒打后关进暗室，断绝茶饭，欲将其害死，幸而临近解放，此人才逃脱虎口。陈邦文在永安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一餐可以喝下8斤吉山老酒，醉后在街上肆意戏打过路人，还叫卫士打人供他赏玩。
1950年1月下旬，永安解放在即。陈邦文准备负隅顽抗，扬言要与解放军“拼一下”。1月27日12时陈邦文知道解放军即将进城就派兵占据鳌山制高点，在大同路、大街、小街、山边街等处遍布岗哨，在三叉路口架设轻机枪，摆出抗拒的架势。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冲进城时，陈邦文即下令机枪扫射，打死解放军战士1人，其匪部被解放军击溃后，陈才率领匪徒从山后涉水逃遁，窜回上坪老巢。同年2月，陈邦文见解放大军势不可挡，就施诈降之计，向人民政府缴了部分枪枝，暗中则保存实力，组织“反共救国军”与人民为敌。县人民政府识破其阴谋，将他逮捕。在押期间，他乘其妻探监时，用香烟盒写字与仍在山上为匪的王仁锋密传情报，妄图组织暴动，因被公安部门及时破获，未能得逞。
1951年2月3日，永安县人民政府在体育场召开3000人公审大会，处决恶贯满盈的陈邦文，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民国14年周所道入杭州复兴小学读书。民国27年在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考取设在贵州安顺的军政部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民国32年毕业后，在重庆宪兵医院任上尉内科医师，同年在重庆加入中华医学会为会员。因宪兵医院环境恶劣，技术条件差等原因，周所道开小差逃到贵州姐姐家里，受到重庆宪兵当局的通缉，他改名为周季红，幸免于难。民国34年6月经友人介绍到贵州惠水县卫生院任医师。
抗战胜利后，周所道眼见国民党政府腐败，发动内战，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苦，他思想逐渐倾向进步。民国35年2月，周所道随军医学校教务长于少卿，在国民党联勤总部广州医院任内科医师。这年上海等地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示威运动，周所道深表同情。民国36年3月，周所道受舅父邀请到浙江沈家门存济医院任内科医师。这期间，他曾萌发投奔解放区的念头，但未能实现。民国36年8月，经姐夫介绍在浙江省立医院任内科医师兼浙江医学院讲师。民国37年2月，在国民党联勤总部青岛总医院任少校内科医师。民国38年6月青岛总医院随蒋军逃迁台湾，周所道与妻子左静瑜在临上船那天躲藏起来不走。后因生活所迫，又到福州联勤总部第二肺疗医院任五官科上校医师。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肺疗院，周所道被留用，并安排为医务处代理主任。他深受感动，表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工作，把技术献给新中国建设事业。1951年1月周所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直属医院任医务副主任，1955年10月调永安专区医院(即现三明市第二医院)任内科主任。
周所道性格好静，解放前自居清高，专攻技术。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以自己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在三明市第二医院工作20多年间，他对待病人温暖如春，只要有危重病人，随叫随到，全力挽救。有一次，他正在休息，突然接到永安县医院通知会诊2名重病人，一例是颅内手术休克，一例为二尖端扭转型性心动过速致心室纤颤、心跳呼吸停止。他立即赶赴县医院参加抢救，终于使两个濒临死亡的病人转危为安。他一生抢救危重病人上千人次，为人民的健康献出毕生的精力。
1962年8月周所道担任医院业务副院长，在任职期间他曾拟定多项医疗规章制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他还承担福建医学院、中医学院实习生的教学任务。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仍常常带病工作。
周所道从四十年代初从事医疗工作，在内科学系统疾病治疗和防治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果。解放前曾在《大众医学》上发表过7篇论文，解放后陆续在《中华医学杂志》和《福建中医药》等刊物上发表25篇论文，另有译文16篇。
周所道从1955年到1964年曾连续获得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县的医务先进工作者、卫生先进工作者、五好、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1964年6月15日，永安发生水灾，医院受淹，周所道积极抗洪救灾，被评为二等抗灾功臣。
从195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安县委员会成立至1982年间，周所道连任永安县政协第一届至第五届副主席，并曾任永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周所道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判和审查。1980年9月，中共三明地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年8月，周所道因患冠心病和脑动脉硬化症，获准退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所道病魔缠身，还经常为省立医院翻译医学文献。1980年12月，在永安县第五届政协会议上，周所道又一次当选为人民政协副主席。他十分热心政协工作，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为国家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1982年10月18日，周所道患化脓性胆管炎病逝，终年64岁。
民国27年，日本军队侵占山东。民国28年，王佩珍被选为该村青年救国会会长。民国30年当乡的青年救国会会长，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31年任乡的联防队队长，民国32年当王家村的村长、农会主任。在抗日救国中，他组织群众站岗放哨，锄奸反霸，减租减息，表现积极。
民国35年2月，他离开家乡，到新解放区齐东县曹务区委任组织干事。民国36年，任该区组织委员。同年齐东县被国民党军队侵占，人民政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转移到黄河以北，王佩珍和少数精干人员留下来，坚持敌后游击斗争，打击敌特、还乡团。斗争环境恶劣，餐风露宿，忍饥挨冻，生活非常艰苦。形势紧张时，他们撤到邻近的青城县、高宛县境内。晚上常跑一百多里，回到本区散发宣传品，镇压还乡团，为贫苦农民撑腰。
民国36年11月，王佩珍参加中共渤海区三地委在高宛县正里庄进行的“三查三整”整风运动(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该村庄离敌人仅40华里，他们边学习边进行对敌斗争。王佩珍在整风中严以律己，搞好团结，共同对敌。民国37年2月，整风结束后，王佩珍任中共曹务区区委书记。他组织武工队，配合解放军，重新解放曹务区，重建基层人民政权，组织群众恢复生产。
民国38年2月王佩珍调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动员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他积极报名南下，在南下干部大队中先后任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他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行军，才到达福建。
民国38年9月，王佩珍参加中共福建省委工作队，到福州郊区的阮洋乡做群众工作。他任中心组组长，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启发群众阶级觉悟，起来揭发当地大恶霸阮亨武的罪行，召开全省第一次有三千人参加的反霸斗争会，斗倒了恶霸阮亨武(后来有人根据这个典型素材，编成戏剧《九命沉冤》)。1950年1月，解放军要解放永安，王佩珍的工作队奉命接管永安。阮洋农民要求省委请他们留下来。王佩珍耐心地说服群众：“永安还有许多阶级兄弟在受压迫，我们要到那里去工作。”农民鸣放鞭炮，挥泪送别。
王佩珍于1950年1月30日到达永安，任中共永安县委组织部长，是县委领导成员之一，参与领导永安的剿匪、减租、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群众运动。1950年冬，他步行到青水区领导土改，又和区委书记董文九走了30多华里，去偏僻的雪山村访贫问苦。这个小山村，过去外来的人只有抓壮丁的官兵和抢东西的土匪，这次竟破天荒有县区领导人来看望他们，群众莫不欢欣鼓舞。有位老农民杀了一只鸡招待他们，但王佩珍未吃一块鸡肉，临走时还留下一万元(旧币，当时干部每月伙食仅9万元)以补偿农民的损失。青水区西华乡的斗争比较复杂，王佩珍带领县人民法院的人员到西华，宣判不法地主罪行，支持农民开展土改分田斗争。当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有部分土改队员思想动摇，个别甚至回家不来。他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安定队员情绪，终于胜利完成土改任务。
1952年，土改结束后，王佩珍主持举办整建党训练班，亲自讲授《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讲解《共产党员八项标准》。党训班结业时，发展永安解放后第一批共产党员。
1953年，他下乡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他经常到县委办的互助合作试点贡川新发冲陈木老互助组、林田黄发恩互助组，同农民座谈办初级社问题，与工作组研究办社的政策。
1954年，王任县委副书记，第二年改任县委第二书记。在合作化高潮中，他主张初级社转高级社要慎重、稳妥，不具备条件不要急着转，以免影响农业生产。1956年，他任县委书记，领导永安县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他着重抓巩固农业合作社和推行农业新技术。他积极提倡间作稻改连作稻，单季稻改双季稻，这两项种植制度的改进，对永安农业增产起了显著作用。
1958年，省委先后派周超南、边圻任永安县委第一书记，他改任第二书记或副书记，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积极协助第一书记领导县委工作。在“大跃进”中，刮起一阵浮夸风，他一再交待办公室：“要实事求是，不能多报产量，多报了，省委来调，我们拿什么给？”在“大炼钢铁”中，青壮年劳力都被调去炼铁，他下乡发现稻子黄了无人收割，便强调一定要安排劳力。把晚稻、蕃薯收起来。同年冬天《福建日报》刊登放开肚子吃饭的社论，当时农民都在食堂“吃集体”，他知道粮食有限，只提出“先试吃看看”，一试平均每天吃2斤米，他立即提出不能这样吃，要节约用粮。因此，第二年永安县农民的生活比那些“放开吃”的县更好安排一些。
1959年，在“反右倾”的压力下，永安县的领导终于把1958年的粮食亩产报成“跨纲要”(即亩产800斤)。国务院于1959年开会表彰“跨纲要”的县，通知永安参加，县委常委开会讨论由谁出席。因王佩珍是分管农业的书记，理应由他到北京开会领奖。但他不肯去，他认为永安亩产没有800斤，是欺骗毛主席。常委会开到下半夜，他还是不同意去，有的同志发了脾气，提出要报地委解决，结果在他未表态的情况下，作出了他去北京的决定。他从北京回来，将发给他的奖品全部交给公家。
1960年，国家遭到经济困难，有些地方社员自动包产到户。1961年春，王佩珍对杨作堂等同志说：“社员单干，不要急着去扭，不要耽误农时。”1962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王佩珍又着重抓农业技术推广，曾到吉山、黄历、新冲等地搞试点。1963年，在吉山推广过磷酸钙时，由于施用过量，禾苗烧死，农民心焦，王佩珍赶到田头现场向农民表示：“县委在此试点，县委负责赔偿一切损失。”同时鼓励农技干部继续搞好试验，终于实验成功，在全县推广取得大面积增产效益。1964年6月15日，洪水涌进永安城，王佩珍日夜指挥抗洪抢险斗争，直到洪水退走为止。1964年10月，他率领一批干部到南安诗山公社，参加省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普通队员一样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又到宁化安远公社参加社教运动。
1966年夏，王佩珍被调到国家文化部工作，先到北京京剧团当工作组，后到湖北筹建文化部的干部劳动基地。不久，县里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年初，他被从湖北“揪”回永安批斗，身体受到摧残。1969年“清队”后，他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下乡工作。1970年，任省农业科学实验站(今省农业科学院的前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团结科技干部，建立基地，担负保存因“文化大革命”而频临灭绝的水稻、小麦种子资源，为以后育种打下基础。他热情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福建省后来能培养出适合本省条件的不育系和新的杂交组合，取得全省大面积增产的效果，是与王佩珍当时的热情鼓励积极支持科技人员分不开的。1974年王佩珍因患癌症逝世，享年54岁。
王佩珍生活俭朴，开支节俭。解放初期，他可以享受中灶待遇，但他却在食堂和一般干部同吃大灶。困难时期，他不搞特殊，也得了水肿病。他自奉甚薄，但对有困难的同志却慷慨解囊，有不少同志得过他的帮助。廉洁奉公的永安县长赵泰然，因家庭人口多，经济拮据，1959年有一次要外出开会，身边缺钱，王就赠100元给他。王佩珍团结干部，不分亲疏。他严以律己，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开后门，不走后门，从未让家属看过一次公费电影，坐过一次公家小车。他调离永安时，没有带走公家的一点东西。县委送他一只樟木箱，他也不肯要。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永安干部无不痛惜。大家在怀念他时，总是不约而同地赞扬他的清正廉洁作风。
民国33年(1944年)，赵的家乡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派工作组到青徐村进行秘密抗日活动。后来抗日的县区干部常住赵家，赵泰然被推选当村长。
民国35年抗日胜利后，赵被调到区公所当查田助手。民国36年参加支援前线工作。从这年3月起，先后任义和区公所生产、民政、财政助理员。民国37年，赵泰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8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带头报名并动员4位同志一起南下。南下途中，赵任班长，团结同志，艰苦行军，受到南下大队干部的表扬。从上海到福建的途中，赵任南下服务团的中队司务长。1950年1月底，南下干部到达永安县，赵泰然被任命为第六区(西洋)区长。他和区委同志在一起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民兵。当时匪患猖獗，开展工作非常困难。6月20日，匪首詹国鼎率匪徒300余人潜伏西洋镇。晚上，有过路的解放军在西洋住宿，土匪不敢妄动。待解放军离开西洋后，土匪即围攻区公所住地土堡，并备了煤油，准备放火烧门。在此危急关头，赵泰然和区委书记马乐营等同志临危不惧，抱着牺牲的决心，顽强战斗。土堡内仅6位同志，赵指挥他们沉着应战，坚守各个战斗岗位。赵自己则瞄住土堡枪眼往外打枪。有一勤杂人员思想动摇，欲去开门，赵发现就大声命令：“谁开门即打死谁！”立即将此人监视起来。家住下洋的老苏区干部刘碧芬知情后，跑步到福庄桥头追上解放军，请求他们返回支援解围，这个班的解放军即杀“回马枪”，冲向西洋街，土匪听见连发的冲锋枪响声，以为永安援军到来，即四散逃窜。赵泰然等土堡内同志知道外有援军，马上冲出堡外，内外夹击，打伤土匪多人，俘匪5名，余匪逃回深山。此后，赵泰然等区干部，深入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减租、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1951年4月14日，匪首“反共救国军第七纵队司令”詹国鼎被击毙，该区土匪基本肃清。
1952年，赵泰然奉调永安县人民法院，初任副院长，后任院长和政法党组书记。人民法院初建，他和新调来的干部一同刻苦学习法律和审判知识，建立法院的审判程序，发挥了人民法院的职能。1953年，槐南乡天宇塘有一富裕中农被错划为地主，向法院申诉，赵泰然查清情况，亲自到槐南纠正。有一已判死刑的案犯申诉，赵经过认真查实案情后，改判有期徒刑。赵泰然对法院干警要求很严，有一干部在审案时说了一句“岂有此理”，赵在事后对他说：“审案不能这样讲。”群众告发法院有一干部在办案中调戏妇女，赵即令其停职反省，查实后给予判刑。
1956年11月，赵泰然调任永安县长，有干部或群众找他，从不拒绝，遇到开会赵就约好在下班或吃饭时找他。他住平房宿舍，常坐小板凳在门口和来人促膝交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赵泰然任县长期间，以关心群众疾苦而著称。
1958年11月，赵下乡经过福庄，看到稻子黄了，因劳力调去炼铁而未收割，他马上指示干部，必须安排足够劳力，把稻子收割起来。1959年，大坑伐木场火烧山，赵亲自带领干部上山灭火。1960年初，安砂公社一名大队干部来县参加扩干会，不幸于散会返回时车祸身亡。赵泰然赶赴现场，亲自抬尸，并处理好后事。同年6月初他到西洋三畲大队，已是下午2时，看到社员还挤在食堂里等待吃中饭。社员向他反映：因居住分散，要走好几里路来食堂吃饭，遇到山溪涨水，过不来只好饿肚子。赵泰然听了群众呼声，当即宣布：“今后你们不要来食堂吃饭了，把米分回去自己煮”。赵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他却从来不要组织照顾。他家吃的穿的，用的，在干部中属于较低水平，自己吸的烟也是最低级的。1959年他到半村伐木场，场里煮面条给他吃，他问：“工人是吃面条吗？”当他知道工人吃的是罐饭时，就和工人一样吃罐饭。1960年和1961年经济困难时，他和广大干部同甘共苦，曾患轻度水肿病，仍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不要特殊照顾。他到贡川公社参加整社，晚上开会肚子饿得难受，只是和同志们炒番薯叶吃。有一单位送几斤蕃薯到赵家，赵妻说：“我家老赵会骂，你们拿回去。终于不肯收下。
1964年7月，赵泰然奉调清流任县委书记，永安县人民法院干部闻讯，煮了一锅面条，请老院长来同吃一餐，他只和同志们话别，却不吃面，他说：“县委常委做了决定，工作调动不许请客送行，我吃了就违反常委决定。”他到任不久，清流田口公社山洪暴发成灾，赵泰然闻讯，连夜赶赴灾区，并带去识水性的人，先把被困的人抢救出来。水退后，他调拨救灾物资，安排群众生活和恢复生产。
1964年9月，赵泰然参加省委组织的“四清运动”，到南安县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他一副假牙放在牙杯里，房东不慎把它倒进尿桶，他从尿桶里把假牙捞出，经过清洗消毒后再用，毫无怨言。
“文化大革命”初，赵身处逆境，听说沙芜公社水东大队党支书(老劳模)不慎跌伤，赵自己被“文革”所困，还委托别人去看望。后来又偷间抽身舟行80里，去陈家探视。1970年，清流县成立革命委员会，赵任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任副书记，1972年任革委会主任。1973年，他听说荷坑大队发生稻瘟病，缺农药，第二天就派人送农药下去并和公社干部一起下田喷药，受到农民称赞。1974年起，赵兼任琴源水库工程总指挥，这个工程是1958年开工，已是“三上三下”的“老大难”工程，他到工地和民工一起劳动，调动各方力量，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终于使水库工程于1975年基本建成，可灌溉24000亩农田，结束了灵地、李家、邓家、赖坊等公社易旱的历史。
1975年12月，赵泰然调任三明地区林业局局长。离开清流时，搬家只用一辆2吨半的汽车，而且一半是柴火。到三明林业局工作后，不许子女向林业局买木材做家具。他教育子女服从工作分配，从未为子女的事出面讲情。1979年12月，赵泰然调任三明农委副主任，1978年2月离职休养。1990年7月12日，因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0岁。
1950年10月，王天德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县委土改队，先后在建南乡和上坪区进行土地改革。在上坪区土改时，他被派到深山老林、土匪很多的丰田洋三百寮村，他深入群众，工作出色。冬天下雪天冷，王天德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送给该村一个受苦的孤寡老妪穿上，这老妪感动得流泪说：“共产党的干部比儿女还亲。”1952年6月土改结束时，县委给他记了三等功。
土改结束后，王天德留在上坪区公所当文书。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区委秘书。同年11月提任副区长。有一次下雪，区里召开干部大会，王天德胃病发作，仍坚持在会上作报告，汗水直流，硬忍着剧烈的胃痛做完报告。1954年提任区长。同年冬上坪发生山火，王天德率领群众上山灭火，奋不顾身而疲劳吐血，受到中共永安地委的通令嘉奖。1955年初任中共上坪区委书记。同年8月改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永安县委书记。同年12月升任永安县副县长，分管农、林、水方面的工作。1958年他兼任上曹水库工程总指挥，和民工一起住在草棚里，一起挖土、挑泥、打夯。还深入到坑边、大湖等乡村，发动民工上场。经过他和干部、民工的艰苦劳动，这个蓄水58.9万立方米，为当时全县最大的水库终于建成了，使坑边、大湖两乡的1150亩易旱田解除了干旱威胁。
1958年秋，王天德调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小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0月连城姑田发生火烧山，王天德率领干部上山灭火，战斗了三天三夜，又疲劳过度而吐血。
1959年，王天德和水利干部在小陶公社发动群众，兴建简易水力动力站。当时物资紧缺，用毛竹管代替压力管，用硬木制造水轮机，每个动力站不超过5包水泥。不到3个月，小陶普遍实现了农副产品加工水力动力化。国家水电部召集13个省的代表，在小陶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经验。
1960年6月5日，小陶洪水成灾，王天德带领公社干部抢救灾民和受灾物资。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目睹小陶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非常艰难，就于1961年允许一部分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粮食显著增产。他在县开会时说：“集体种的稻丛只有一束筷子粗，包产到户的稻丛有热水瓶那样粗。”1962年春，副省长许亚特到小陶公社总结经验，认为包产到户有十大优越性，是公社、集体生产经营管理的一种好形式。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会全后，上级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王天德也离开小陶公社仍回县里任副县长。1963年在永安县上千人参加的扩干会上，王天德为包产到户问题作了检查报告。
王天德回县当副县长后，继续负责农、林、水的建设事业，尽力推广农业新技术，大抓造林、种茶、种果。从坑边到五里亭(今燕江水泥厂)公路两旁山里的森林，从大溪到下渡的茶山，还有永浆果园、虎山牧场……，都是他带领干部群众建成的。他尤其重视水利建设，念念不忘要解决永安的几个旱片。1962年，他多次到炉丘水坝工地，既当指挥员又参加劳动，使该水坝于1965年春建成发挥效益。
1964年4月，王天德升任永安县县长，虽然公务繁重，仍经常深入农村。他跑遍全县100多个大队，经常和农民促膝谈心，下田劳动，被农民称为“赤脚县长”。由于他样样农活都熟练，农民又称他为“文武县长”。他为解决吉峰、埔岭、茅坪、麻夷口片的易旱问题，和杨作堂副县长一道率领水利干部寻找水源，选择地址，召集公社干部、社员讨论兴建水利方案，最后确定在洛溪等地建造2个水坝和两条20多公里的渠道。在施工中他亲自解决资金、材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保证工程按时完成，使1050亩易旱田变为旱涝保收田。
“文化大革命”中，王天德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经常被揪斗批判，尤其因他在小陶搞过“包产到户”，更成了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罪状而受到严厉批判。县城的“造反派”要“打倒王天德”，乡下的农民却以“勒令”他去农村劳动为名，把他保护起来。坑边公社农民请他去和水泥厂协商解决移民的遗留问题。小陶“造反派”有一次举行“批判王天德大会”，由于多数农民拒不参加，批判“大会”成了“座谈会”，农民和他讨论起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批判会”不批而散。农民还争着招呼王天德到他们家吃饭、住宿。
1969年，王天德任三明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处副处长、农林水办公室主任等职。他仍经常到各县下乡，具体解决农、林、水利建设中的问题。他的女儿在林畲的农业建设兵团劳动，他多次路过林畲都未去看望女儿。
1975年，王天德调任中共大田县委书记。仍一如既往地亲自抓农林水利建设，大力推广高产水稻品种，获得大面积增产。他针对大田县山多林少的情况，提出公社办综合林场、大队办林业专业队的措施，使全县林木茶果迅速发展起来。城关有一片山，过去年年造林不见林，群众称为“鸭咀山”，王天德指定专人组织专业队管理，“鸭咀山”成了“万宝山”。装机容量为16500千瓦的坑口七级电站，也是他亲自带领水电技术人员，进行勘察，提出设计方案。大田县过去曾试种过西瓜，未能成功，后来数十年无人再种。王天德从宁化请来技术员，要求供销社扶持农民种西瓜，终于获得成功。
在刮强迫命令风中，王天德也曾强迫社员密植插秧，对不愿密植插秧的社员进行过处罚，后来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登门向社员赔礼道歉。
王天德参加革命后，一向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的大女儿下乡插队，是该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最后离开农村的。他妻子多年务农，后在三明招待所当集体工。他的二女儿下放农村回来，在三明饭店当服务员。家里人也曾要求帮助换一个好工作，他不同意。他唯一的男孩，至今仍在大田开车，没有调回永安或三明。但他却为群众解决困难，办了数不尽的实事。1977年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大田县建设公社建中大队一个农民妻子在县医院病故，此时，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过年，这个农民走遍大田城关而找不到运遗体的汽车，终于向县委书记王天德求助，王天德立即替这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找车，县委驾驶员过节不在，再去找公安局驾驶员也不在，又到运输公司请一个驾驶员来开公安局的车，把农民妻子遗体运回家中。消息传开后，农民纷纷赞扬“王天德真是个好书记，和我们社员亲如一家。”永安一些农民遇到困难或者生病也常请他帮助解决。有的农民到三明看病，他就腾出床铺，让农民住在他家。
1978年5月，王天德因积劳成疾，无法在大田坚持繁重的工作，又调回三明，任农业办公室主任，后因身体支持不了，又于1984年改任三明市人大常委。1988年退休，同年6月25日，因肺气肿病逝世，享年62岁。他逝世的恶耗传到永安时，追悼会已经开过。小陶、洪田、上坪有几位老农仍陆续自购车票，到三明去悼念他，在王天德的遗像前失声痛哭，向王天德家属诉说自己得到王天德关照的往事，哭诉失去一个好县长的悲痛心情。
阮文森于1950年2月分配到永安第四区(安砂)做宣传工作，区委又派他到曹远乡驻点住在曹岩村民房内。他组织农会和民兵，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
永安刚解放，匪患猖獗，1950年5月土匪曾扬言“打了区公所，再打永安城”，形势非常紧张。阮文森和同志们仍坚持在农村工作。当年6月初，阮文森患病，来县城就医，晚上和县委组织部的张永平同住，张劝他治好病再下乡。他说：“不行，这几天土匪活动猖狂，我得回去。过几天再来拿药，以后在乡下慢慢治疗。”回乡下的第二天(6月6日)深夜，张养晦匪部的“分队长”魏义松纠集40多个土匪，包围了他住的小木楼。楼门被砸开后，土匪就到楼上杀人。阮文森在与土匪搏斗中，身上被该股匪的中统特务谢傅君连砍数刀，终因寡不敌众，被杀死在楼上。曹岩村的民兵闻声赶来增援，民兵队长谢庆志开枪打死土匪一名，余匪仓惶逃窜。阮文森牺牲时年仅23岁。
1950年6月，永安县大队派出一个班14名干部战士进驻青水，配合二区区中队剿匪，保卫刚建立的龙青乡人民政权。6月13日上午王仁锋匪部所属匪中队副蔡孔坡为头的100多名土匪，在龙吴桥头伏击龙青乡乡长孙敬才和排长刘兴云后，即窜来青水包围龙青乡人民政府驻地土堡，狂叫要堡内驻军缴枪。围困的第二天，土匪用棉被浇上煤油烧土堡大门，下午4时，大门被烧毁，副排长张炳才竟无耻地下楼向敌人缴枪投降。战士赖其芬见状，就从楼上向外掷手榴弹，然后下楼从后门冲出，被土匪密集的枪弹击中牺牲。
张炳才被土匪放回永安，永安军分区将投降变节的张炳才判处死刑。
赖其芬立场坚定，临危不惧，英勇顽强，光荣牺牲后，其遗骨埋在大湖烈士陵墓，深受后人敬仰。
1950年6月，永安匪患猖獗，二区的王仁锋股匪气焰尤为嚣张。杨健率领一个班的战士，进驻炉丘土堡，准备配合青水驻军，发动群众剿匪。原国民党槐西乡乡长罗景光与王仁锋勾结反共，派亲信罗旌枝混进二区三中队当战士。6月13日他与王仁锋匪部合谋，又派罗旌枝之兄罗旌光，以“军属探望胞弟”为幌子，混入炉丘土堡作内应。
6月14日，王仁锋匪部百余土匪，攻陷青水土堡后，又于当晚深夜包围炉丘土堡。罗旌光对杨健说：“我当过兵会打枪，你给我一支枪，一起防守。”杨健以为他是军属，就信以为真，发枪给了罗旌光。正当杨健指挥战士坚守土堡对抗堡外土匪时，罗旌光朝杨健背部打枪，杨健中弹后，还伸手拿卜壳枪准备还击，罗旌光对杨又打了第二枪，在杨健倒下牺牲后，罗旌光还用石头猛砸杨健头部，脑浆四溅，惨不忍睹。区中队战士们避到暗处应付这突发事变时，罗旌光兄弟二人已打开土堡大门，匪徒峰拥而入。
1950年9月，永安军民联合剿匪取得节节胜利，王仁锋股匪开始土崩瓦解，与王仁锋狼狈为奸的罗景光在山上畏罪自杀。土匪罗旌光逃到皇历安甲头村，被追剿的解放军击毙。区中队和民兵从他身上搜出一枝短枪，经查对，正是他从杨健身上抢去的三号卜壳枪。
炉丘土堡被攻陷时，土匪以“释放”为名，让罗旌枝回区中队，继续为匪作内奸。1951年3月，部队将其身份查清，即把他逮捕，于同年5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将他押至青水乡处决，给内奸以应得的惩处。
1974年初，胡玉谦调回公安局任副局长。8月11日下午30分，他刚外出办案回来，永安雨伞鞭炮厂因火药燃烧引起大火。胡玉谦闻讯即和干部、民警一起参加救火。值班的同志劝阻说：“你刚出差回来很疲劳，就不要去了。”他却大步向前赶赴火场，维持火场秩序和指挥灭火战斗。因风力大，火势迅猛向四处蔓延，而该厂都是易燃易爆物品，非常危险。胡玉谦奋不顾身从滚滚哨烟中冲进去抢救国家财产。他和许多救火人员一起，把易燃的硝药一包包地抢救出来。当他第二次闯进火场时，原料库的硝药接连两次爆炸，他冲出火海时，满身都在着火，但为了避免影响群众情绪，他强忍着灼伤的剧痛而不吭一声。他和21位干部、工人、农民、消防队员都被烈火烧伤。他全身被烧伤面积达92%以上。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他不呻吟，咬紧牙关配合医护人员治疗。在生命垂危时，还嘱咐家属不要为他难过。
胡玉谦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8月18日零点30分逝世。永安县各界群众沉痛地举行了胡玉谦同志追悼大会。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于1975年8月18日下达闽革147号文件，追认胡玉谦为革命烈士。
1960年6月9日晚，永安发生特大洪水，林俊英立即组织职工抗洪抢险。她以身作则，冒雨昼夜巡逻，护厂护店。10日中午林俊英根据上级指示，迅速组织强劳力奔赴燕江边抢捞漂木。因职工陈凤祥等3人困于汹涌激流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林俊英面临险情挺身而出，急驾小船冲向江中，把3人救上船。而她却因船只被漂木撞翻而落入江中，无情的洪水夺走了她宝贵的生命，当时年仅28岁。
中共永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沉痛为林俊英举行葬礼，在悼词中高度赞扬她为抢救国家财产、为抢救阶级兄弟而英勇奋斗、舍已救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同年6月15日，中共永安县委追认林俊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土改反霸斗争，在追捕逃犯中，被评为县治安模范。在建设鹰厦铁路中，荣获二等功。1958年参加清流县高坑伐木场林业建设，他42次被评为县、地、省先进生产者。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出席省工交群英会，他领导的生产班组也成为省的“五年红旗不倒再争先”的先进班组。1968年他被选进东方红(即今虹桥)伐木场领导班子，仍经常参加体力劳动。除开会出差外他总是白天劳动，晚上办公，有时还带病坚持工作。1969年，他参加北京国庆观礼。
赖昆仑身居林海，公私分明，他自己一只旧木箱用了14年还在用着。一些老乡来找他走后门买木材，都被一一拒绝。1973年他的哥哥找他买木材修房子，也被他拒绝。一年后，南安有一辆车来伐木场调运木材，有人劝赖昆仑顺便捎两筒木头给母亲做寿材。赖昆仑说：“这种事不能干。”有人说：“老赖真傻。”他回答说：“在这方面傻一点好，国家的木材国家的宝，一片一块也不能拿。”
赖昆仑工作中常与包工程的民工头打交道，有的民工又是闽南老乡。但他在验收工程时，坚持原则，决不放松。有一次一个包工头趁他不在家时，把一块猪肉摆在他家桌上，他回家发现后，马上叫他妻子送还包工头。
1974年，场里有5名补员指标，党支部决定让赖昆仑的次子补上，已填表上报县林业局。可是赖昆仑却硬要先让给别人，他特地到县林业局，把自己儿子的名字换成一位残疾军人儿子的名字。他耐心地教育儿子：“因为爸爸是共产党员，不能一事当头就为自己着想，场里还有比咱们更困难的家庭，先让给人家吧”。
1976年1月，赖昆仑提任东方红伐木场副场长。这年春节他患病发烧，正月初四早上他喝了中药汤就出门检查林地。上山后不久，三工区失火，他闻讯即率领身边的几个职工，跑步奔赴火场，火场附近有新砍倒的一千立方米木材，如不及时抢救将被全部烧毁，赖昆仑见状大吼：“国家财产，死也要保住！”随即指挥现场20多人分三路扑火，并派人回场部调人增援。他自己带领干部何祖迪和铰盘机手徐诗孔等8人，闯入最紧要地段，从山背沿着陡坡往下劈出一条二米宽的防火路，只要劈到坑底，山火就可切断，那批木材就可以保住。当他们与山火赛跑劈到离坑底只差几米远时，阵阵烈焰迎面扑来。有人高喊“火来了”，他们仍冒着火势继续挥刀开劈前进。忽然，狂风卷过，坑底的芦草也大烧起来，熊熊烈火夹着滚滚浓烟铺天盖地猛扫过来，在这危急关头，赖昆仑大声呼喊：“危险，你们快走！”。有6位同志冲出火海脱险了，而赖昆仑、何祖迪、徐诗孔等三人被烈火团团围住冲不出来，牺牲在火海之中。
1974年6月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赖昆仑、何祖迪、徐诗孔为烈士。在永安、明溪、清流三县交界处公路汇合的山坡上，建立烈士墓，永远纪念他们。中共永安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县人民向这几位烈士学习。
邢超川小学毕业后，到西洋中学只读了一年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1968年，他回福庄参加集体劳动，后来被选为生产队的出纳员。1976年，社员选他当生产队长。由于他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带头实行科学种田，生产队连续三年增产增收，劳动工分值比原来提高一倍多，深受社员的好评。
1979年6月9日，邢超川带领4个社员到上库水稻田去进行根外喷肥。其中18岁的社员邢寿茂在喷肥中发现黑光灯的电线太低碍事，就伸手把电线提高一点，当即触电倒下。这条电线只用一根木棍支撑在田埂上，因受邢寿茂触电动荡而木棍倒掉，电线落在地上。邢超川见状慌忙用喷雾器的铁管头，将邢寿茂触电的电线挑开，被挑开的电线弹落在自己的大腿上，随即触电倒下。另外3个社员因缺乏用电常识，只知大喊救命，不知采取措施，待附近砖瓦厂的人切断电源时，邢寿茂得救了，邢超川则因触电时间太久，为抢救别人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邢超川牺牲后，共青团西洋公社委员会作出《向优秀共青团员邢超川同志学习的决定》。
1979年6月，蔡定祖在中学读书时即乐于助人，有一次放学回家见罗秀女大娘挑不动分到的口粮，即主动帮她挑回家。初中毕业后，回村参加农业劳动，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记工员、农技员。他热爱集体，处处关心别人。
1979年11月同村社员蔡永形的儿子病故，夫妇俩悲痛欲绝，不能处理亡儿的后事。当年才17岁的蔡定祖就为死者穿衣服，料理后事。
1981年7月18日上午8时，退休干部蔡永枝用电动打谷机收割稻子，因用手去抓电线而触电倒地。儿子见父触电倒下，急忙去扶，也触电倒地。其孙见二人触电又赶快过来，因触到水中的电，身子感到发麻，即大喊“救命”。这时蔡定祖正在离出事地点40多米处的稻田里割稻子，闻声飞奔过来，急忙操起一根木棍将电线挑开，因用力过猛，挑起的电线，弹落在自己的颈上。结果蔡永枝祖孙三人得救脱险，而蔡定祖却因触电身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蔡定祖牺牲后，共青团永安县委追认他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并号召全县青年向蔡定祖同志学习。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陈镜从小养成诚实、勤劳、好学的品德，尤以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激励自己。在二中求学时，有一次在回家路上拾到40元钱，他立即返校把钱包交给教师。有一次考英语考卷不够，有个未拿到考卷的同学怕耽误时间而发急，陈镜见状主动把自己的考卷让给他，自己则等老师到教导处补拿考卷来再考。他从中学到大学每次打扫卫生时，总是挑最脏最重的活干。大学军训中，他获得军训积极分子称号。1984年在莆田农科所实习时恰遇洪水，陈镜和同学们奋力抗洪抢险，得到群众好评。他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艰苦，当得知一位同学家中遭到不幸时，他就把仅有的十几元助学金和一些粮票，支援同学。刚参加工作时，他获悉一个同学家中失火，就立即给同学寄去80元。
大学毕业分配前夕，他明确表态：“党的需要是我的志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做贡献，是我的心愿。”1985年，陈镜分配到曹远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为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87年他被任命为曹远乡农技站负责人，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三明市农牧渔业局授予《1987年参加早稻杂优推广项目工作中获得第一名》的荣誉证书。
1988年3月14日下午2时，坑边附近发生山林火灾，曹远乡的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闻讯上山救火。陈镜身患重感冒，正在打针、吃药，但他不顾一切冲上山，奋勇灭火。下午3点半，在坑边水泥厂的高位水池上方100米处，突发很大的旋转风，大块火团腾空而起，引发新的火场，陈镜、杨品生、魏茂高等3人被大火包围。乡干部职工寻到他们时，发现陈镜已经牺牲，杨品生、魏茂高身负重伤。
人们沉痛悼念陈镜为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组织上高度评价陈镜的牺牲精神。3月16日共青团永安市委授予陈镜“青年先锋”称号。3月17日，共青团三明市委授予陈镜“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同日，省电视台“福建新闻”节目中播出陈镜事迹。3月20日《三明日报》刊登陈镜事迹。3月26日，中共永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陈镜事迹的图片展览。4月3日团永安市委组织工厂、农村、机关、学校400多名团员在大岩山营造陈镜纪念林。4月5日晚，省电视台播映这些活动的录像。4月21日，中共永安市委作出向陈镜同志学习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