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述

总　　述
　　

(一)
　　

　　南平，地处八闽喉襟。
　　就地理方位而言，介于东经117°50′～118°40′，北纬26°15′～26°51′之间。全境2652.86平方公里。这恰好是闽中大谷地的最低处，也是闽江上游建溪、沙溪、富屯溪的汇合处。占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
　　南平北部是武夷山脉向东南延伸的支脉南端，东北是鹫峰山脉西南坡，南部为玳瑁山脉北坡，西部为丘陵地带。四周峰峦环绕，丘陵蜿蜒，唯有闽江河流侵蚀下切所形成的河谷，留下一条通往福建东南沿海的天然通道。
　　闽江是福建最大且最具经济意义的河流，流域之广，遍及半个省区。其主支流沙溪从西南部入南平境内，至沙溪口与西部入境的富屯溪汇流，至市中心区又与北部入境的建溪汇合。闽江干流即以此为发端，从东南斜贯中部和南部，经尤溪、古田、闽清、闽侯和省会福州，尔后浩荡注入东海。沿三大支流逆溯而上，从沙溪河岸，经沙县、三明、永安、宁化，可达江西石城；缘富屯溪畔，经顺昌、邵武、光泽，出江西建昌；循建溪流向，经建瓯、建阳、浦城，可达浙江江山和龙泉。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又是闽东南通往全国各地的天然“锁钥之处”。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南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闽省水陆交通枢纽，成为福建省城镇体系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结点之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214～212年)，为把东南边陲“闽中郡”纳入全国一盘棋，始皇下令在此修筑江南大道。此系途经南平的最早官道，亦为通往秦都咸阳的唯一边疆大道，对当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至唐代，福建观察使陆庶又沿闽江干流河谷开辟福州至延平陆路，使闽江上下游的通道连接成线，初步确立了南平的枢纽地位。宋代，闽江及众多支流经疏浚整治，成为交通大动脉。作为“双江合流处”的南平，此时已是“古剑成蛰龙，商航来陈马。”(蔡襄《双溪图》)。民国时期，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传入，至抗日战争爆发，南平的轮船业已发展到“四线七公司”，公路则开行闽渝、闽浙、闽赣等省际客货班车，成为名副其实的闽省水陆交通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更视南平为福建之重要枢纽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不断更新改造这里的水陆交通，逐步配套完善基础设施。至1990年，南平已是全国交通最发达的山区市。境内有2条铁路干线相交，全长128.03千米，共有13个站点。其中来舟站，系华东地区主要中转站之一，亦为全省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南平站，则是闽北最主要的客货中转中心。每年有大量的粮食、木材、毛竹、茶叶、水果等农副产品及工业品从这里运往外地；同时又运进大批钢材、煤炭、石油、化工产品、机械产品和日用轻工等产品，并由此散流周围各县市。年货物吞吐量200万吨左右，客流量190.39万人次，均居全省第二位，仅次于省城福州。公路有2条国道、1条省道、93条县乡公路、17条林区公路，总里程2123.56千米。全市17个乡镇全部通了汽车，村级通车率达95%，市域公路平均复盖率0.80千米/平方公里。主干道与四通八达的乡间林区公路相互连接，编织成纵横勾连，畅通无阻的交通网络。水上运输，更是南平一大优势。境内航道143千米，有3个港区、14个码头。水南码头是全省吨位最大的内河港口码头。1987年3月破土动工的水口水电站建成投产后，500吨级船舶可直抵沿海口岸。
　　因此，南平，说是内陆山区，实为沿海开放城市，是山与海的结合部，是福建的“山海关”。它既是闽江流域面向沿海的门户，又是沿海地区向闽西北腹地纵深梯度推进的重要基地。
　　这种“八闽四达之冲”的区位优势及其历史形成的枢纽地位，又决定了南平成为闽北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
　　南平在历史上，曾是州、军、路、道、府所在地；今为地区行署所在地。郭沫若《咏南平》诗云：“信国曾开府，黄巢此筑营”，民国版《南平县志》亦语：“兵权谋家必争”，均言此地在政治军事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所谓“铜南平，铁邵武，豆腐建宁府，纸糊福州城”，也正是从战略意义上，对南平在整个福建的地位所作的通俗而又形象的概括。唐五代王审知之称雄，元末陈友定之割据，均得利于占据这一“八闽锁钥之处”。民国11年(1922)孙传芳之奇袭王永泉，也是从南平顺势而下，兵不血刃，轻取福州。这里，进可纵横应援各属，退可成一方之固，对省会福州起着极为重要的屏障作用。南平一失，直泻水口，沿途无厄可控，挥师而下，犹如探囊取物，福州城便不攻自破。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既是各种公开的党政军机构云集之地，又是许多秘密组织竞相争夺的活动中心。国民党军统局闽北站是中美合作所秘密情报组织。新四军南平留守处，是中共地下党在闽北、闽西北、闽南、闽中、闽东北的重要联络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福建省委机关驻地，也是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的诞生地，后来又成为闽浙赣省委55县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南平的经济发展水平亦居闽北领先地位。宋代，这里已是“舟车辐辏，物阜人彩，省门以北，无与为比”的中心闹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平的工农业总产值也总是列居于全省前10位，曾一度成为仅次福州、厦门的三强之一。改革开放后，凭借地缘上的双向区位优势，既接受沿海城市的辐射，快速吸收沿海及海外的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又积极利用广大内陆的自然资源和劳力市场，不断加快经济建设步伐。1990年，南平的工农业总产值24.01亿元(1990年不变价)，占全区10县市的31.07%，是全国百名县(市)级财政大户和全省10个财政收入重点县之一。
　　南平又是胜迹煊赫的文化名城。黄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文天祥、辛弃疾、海瑞、郑成功等都曾在此留下踪迹和诗义。如今全区仅有的3所全日制高等院校，均设于此，且有3所成人高校、4所中专、5所技校、5所职业小学、41所普通中学和564所小学。还有各类科研机构56个，科技人员10303人。其中有8人次被列入英美国际人物传中心编撰的《世界名人录》，还有1人被遴选为国务院学位评审组成员。1990年，全市人口466995人，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240人，是全区平均数的2.47倍，高中程度1163人，是全区平均数的1.41倍，初中2044人，高出全区平均数的6.7个百分点。南平的文化馆是国务院文化部授予的先进文化单位。南平图书馆是全省县(市)级规模最大的图书馆，1990年获文化部表彰。南平市立医院曾连续4年获全国先进医院称号，南平市中医院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南平的体育，普及面广，竞技水平高，是全国体育先进市。
　　在这种中心地位之形成的过程中，地处八闽喉襟的区位优势，是长期稳固地影响着南平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南平诸多特点中最根本的特点之一。
　　

(二)
　　

　　南平，是山城，亦水乡。
　　“山围八面绿，水绕二江清。”南平的山姿水态，既有虎踞龙蟠之姿，又有清明伟丽之态。境内到处是山，到处是水。山高水远，相依相伴。既有“东南山国”之雅号，又有“双剑化龙”之美谈。
　　就城区景观而言，南平山城颇似巴蜀重庆。城中即景，景中即城。整个城区，背山面水，随物赋形，巧妙地把城区与山水、园林、名胜联在一起，顺乎自然，虽出人工，宛若天成。被诗人们礼赞为“山城山可爱，第一是梅峰”的梅山，即在中山路、解放路等市区繁华路道的环绕之中。“城楼一眺景多奇，面面芙蓉山四周”的龙山，山中有楼，楼踞于山。“日受千人拜，夜享万盏灯”的九峰山，与市区最热闹的江滨公园亦仅一桥之隔。还有隔江相望的玉屏山、藏春峡，以及明代的双石塔、神剑化龙处的双剑潭、水中的楼船酒家、跃上峭壁的明翠阁，无一不是人工与自然的妙合。真所谓“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
　　当然，南平的山水自然，并非仅仅只是给山城风貌以独具的风采，更给这里的产业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八山一水一分田”，乃南平水土资源之基本构成。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又使得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均气温19.3℃，无霜期268天，年降雨量1660毫米。
　　这里海拔400米以下的土地不仅可种植双季稻，甚至可安排三熟制。中山和低山地亦可种植一年一熟或双季稻。但真正优势在山地，在大面积的红壤沃土，林业用地占全市农林用地的77.7%。1990年木材蓄积量达1165万立方米，蕴藏毛竹3569多万根，居全省前列。松、杉、楠、梓……成千上万的林木构成了浩浩荡荡的绿色海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余年，南平林农人均为国家贡献的木材，始终雄居全省首位。杉木生产系我国南方三大产区之一，王台安槽下的杉木速生丰产水平居全国乃至世界之最，1958年和1979年，先后2次受国务院表彰。大洲贮木场，乃闽北主要木材集散地，亦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机械化贮木场，年吞吐量高达百万立方米。此外，这里还盛产笋干、香菇、棕片、松香、茶油、茶叶、柑桔等农林特产。花卉资源也颇具开发前景，境内花卉品种繁多，仅百合花就多达29种，占全世界百合花种的33%。世界上百合花多为白色或奶黄色，可南平的百合异彩纷呈，除黑和蓝外，几乎囊括世间万般色彩。美国花卉专家弗莱德·梅耶称赞其属世界罕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亦曾写道：“看牡丹去洛阳，看百合到南平。”
　　在这块希望的土地下，又蕴藏着锌、锡、铁、钨、铌、钽、白云母、重晶石、石灰岩、石英砂、白莹石等矿藏资源。尤其是铌、钽，现已探明属国内罕见的优质富矿。还有新发现的新矿种，被世界组织命名为“南平石”。
　　源源不断的农林物产和品种稀罕的矿藏资源，又给山城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业，是南平经济的主体。1949～1990年，产值从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4.19%上升至89.40%。现有工业企业400余家(县以上)，初步形成了造纸、针纺、机械、电力、电子、化学、冶金、食品、塑料、森工、建材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造纸所占的地位最为显赫。此地造纸原料丰富，产品种类繁多，玉扣纸乃纸中佳品，是历代朝廷奏本用纸。清代，土纸产量已居全省之首。当今的南平造纸厂，乃全国最大的新闻纸厂，年产11万吨。此外，还有20余家小纸厂，年产7000多吨其它纸张。针纺亦属南平传统产业。此地种植的芋麻为上等纺织原料。民国版《南平县志》载：“芋麻各乡多有，唯细密精致几类纱罗曰铜板。出峡阳者佳，远市四方。”现在的产品更是种类繁多，畅销12个国家和地区。南平纺织厂的“PU革基布”系国内首创，华盛针织工贸集团是全省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针织企业，产品出口雄居全省同行之首。建材工业中，南平水泥厂利用当地石灰岩生产的“波特兰”牌水泥，早在本世纪50年代就荣获国优金奖而远销苏联。电力工业，更是直接得益于境内的“一江三溪七十二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居全省首位。还有化工、食品等工业也都与本地物产关联密切。至于机械、电子、冶金等工业，似乎与南平的山水自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实际上也是由于这里的山川形貌和地理区位的特殊，使之在此安营扎寨。这些工业大都是在特殊的年代，大搞“小三线”建设时兴建起来的，带有极强的军工色彩，技术装备先进，实力雄厚。这些企业选址南平，除军事上的特殊考虑外，就企业自身而言，多属高能耗、高水耗，而南平的电能和水源，无后顾之忧，而且交通便利。
　　南平的山水自然，还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尤其是对于旅游业来说，南平的山，南平的水，本身就意味着财富。境内茫荡山，被誉为“福建的庐山”，属省级旅游风景区。而水口水电站之兴建，又使南平多了一个水域面积之大属国内罕见的人工湖泊，加之两岸风光之佳丽，为水上旅游开辟广阔的前景。
　　南平，是山的王国，是水的故乡。山水自然，既给山城风貌以独具的风采，又给南平的产业活动，提供了特殊的自然条件。
　　

(三)
　　

　　南平，既古老，又年轻。
　　早在4000多年前，原始先民就聚居此地衍繁生息。据考古发掘，境内商周文化遗址49处，遍布于全市17个乡镇中的16个乡镇。可见当时，市域已得普遍开发。至战国，楚越相战，楚兵占领吴越，越王族南奔，部分来到福建，人口因之顿增。秦始皇修通江南大道后，传来中原文化，促进了此地发展，使之初具城市雏形。到东汉建安元年(196)，这里已是一级行政中心，设置县制，成为福建历史上最早见载的五县之一。
　　唐而后，五代十国时，王审知从河南固始随兄率军入闽创立闽国。南平作为闽国之重镇，城市规模再度扩展，成了州一级行政中心。
　　至宋代，南平便跨入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此时的南平，已是闽北首府，是名闻遐迩的“理学名邦”、“东南邹鲁”。城内“五步一塾，十步一庠。”至今屹立于西山的宋碑，依然清晰地昭示着当年“独先天下兴州学”的煊赫史迹。被尊为“延平四贤”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都出在这个朝代。咸淳元年(1265)阮登炳榜，延平有30人同第进士，实为封建科举史所罕见。产业活动亦在此时大兴大盛。此地茶洋瓷窑烧制的“建盏”，被列为宫廷御用瓷品。冶银、铸铜、炼铁，炉火熊熊，多达200余处。造纸、针纺也都在此时名播四方，饮誉乾坤。茶叶此时亦成皇家贡品，“充岁贡和邦国之用”(马端临《文献通考》)。城池，乃古中国城市最大特征之一。据明嘉靖版《延平府志》载，南平城池在宋代也已成形，周围九里一百八十步，且有十一个城门。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南平城池未见大变。
　　因此，宋代，实为南平发展史上的一大高峰，是历经千年的古城，一展青春英姿的盛世。
　　元明以降，直至清末民初，南平虽说仍在举步前行，然其步态显然有点老迈。究其缘由，最根本的是制度腐朽，最直接的是战乱频仍。明朝中叶，闭关锁国，阶级矛盾激化。清初，清兵入闽，大肆骚扰，南平人口锐减，城镇萎缩。“延平府，千里一空，农民逃避，租税无收。”鸦片战争后，商品经济和沿海城镇的发展带动了南平的复苏，夏道镇原是一个仅几户人家的荒凉小渡口，依托闽江水运优势，迅速成为新兴的水运交通集镇。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又给古城带来旷日持久的灾难。南平资源并不匮乏，满目青山，林木蔽野。可当时的林农却嗟叹：“一根木头不如一根毛竹，一根毛竹不如一根甘蔗。”民国版《南平县志》云：“地旷人稀，旷土相望，利源莫开，为可惜也。”南平原本山多田少，然而，民国24年(1935)，全县竟有1000公顷田地垦而复荒。当年整个县财政预算“岁入”仅8.24万元。自元至此，几个世纪又已过去，可山城依旧，城池庶几无改，且“城市多傍山结庐，仅避风雨，雕甍画栋、曲栏回廊无有之。”(民国版《南平县志》)。民食则年均4月之粮，其余日月常以糠菜充饥。说是水陆要冲，可水路仍靠撑篙摇橹；陆路货运则全凭背负肩扛。说是物资集散地，可街头商店无多，仅延福门附近几家，且规模不大，称得上殷实富商者，寥若晨星。如此气象，冠以“闽北首府”、“八闽喉襟”，更显凄怆。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平成为战时疏散后方。江浙福厦等沿海一些工商大户，为避战火纷纷迁来此地。市区人口由1万多猛增至10万余，一时冠盖如云，商旅群集，大商小贩，充塞街头巷尾。战前商业区局限于延福门附近，此时则向纵横发展。中山路、中正路(今解放路)及旧车站(今地区礼堂)，都开满形形色色的商店，店容店貌多姿多彩，消费品琳琅满目。当时全省工厂共82家，经批准登记者59家，可南平就占21家。其中建华火柴厂资金90余万，是全省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还有省企业公司、省贸易公司、省运输公司、省公沽局等经济巨头，都云集山城，使南平工商水平一跃而居全省首位。再加上全国一些有影响的《南方日报》、《天行报》等文化新闻机构及百城印务局这类有权印制钞票的金融组织的涌入，客观上给南平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古老的山城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座全新的闹市。
　　此为南平史上又一高峰。当然，此次高峰是缺乏根基的高峰；这种繁荣是突发性的繁荣，是昙花一现的繁荣。
　　民国34年抗日战争结束，原来为战火所迫的工贸组织和军政机关等，陆续回迁原址。一度热闹空前的山城，复归冷落萧条。
　　不久，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忙于抓丁派款，横征暴敛，致使山城一片混乱。通货恶性膨胀，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一日数变。民国35年，南平大米每担3.4万元，次年为3.8万元，又次年初，早晨为180万元，中午为300万元，到傍晚却升至320万元。整个社会被推向彻底崩溃的边缘。以致到了1949年5月14日，当鲜红的解放大旗在古城上空高高飘扬的时候，留给山城人民的却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市政状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城区商店，“竹杆街，桌面店，货郎担”；人民生活，“火笼当棉袄，糠菜半年粮，终年如牛马，破屋度时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个废墟上，领导南平人民重建家园，振兴山城。
　　三年恢复，三大改造。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给古老的山城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之重现青春风华。至1957年，短短8年，上百家工厂如雨后春笋，工业产值一跃而为3695万元，是解放前夕的87倍，年均递增75.09%。商品零售总额也猛增至3377万元，比解放前夕成倍翻番。农业则以年均9.91%的速度，持续大幅度增长。
　　1958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经济建设受挫，社会发展紊乱。1962年农产值降至1591.33万元，比1957年减少25.63%，年均递减5.75%。农民人均占有粮也从1957年的446千克，降至300千克。一哄而起的工厂停建停产三分之一，职工数削减一半。
　　此后，经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步伐复归稳健，社会发展循序而进。至1965年，农业产值回升到2350.07万元，比1962年增47.68%，年均增13.88%。工业产值增至8308万元，比1962年增33%。商品零售总额达4358万元，比1962年增1.30%。特定的年代写出特定的历史。此间因“小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家在此投入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为南平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奠定基础。
　　然而，刚要腾飞的南平，又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科技文教事业首当其冲，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学生停学去“造反”，古遗存明翠阁被拆去农村盖猪圈。工业，批判“唯生产力论”；农业，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尽管这样，广大人民还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力图使南平的社会经济在历史的夹缝中喘息，生存，发展。重点建设了机械、电子、化工、针纺、冶金和一批“五小”工业。70年代后又新增一批集体企业，使南平工业结构有所改善。南平现代工业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多在此时建立起来。农业在“学大寨”运动中，开山造田，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客观上也扩大了耕地面积，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而且“文化大革命”初期，水稻高杆改矮杆，粮食单产提高50%，实现了继50年代单季改双季的第一次飞跃后的又一次飞跃。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全局性的大破坏，南平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未能达到原来完全可以达到的高度。1976年工业总产值21032万元，仅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1.56倍，年均增8.91%，可同期投入的资金已高达14234万元，投入产出比1∶0.9。农业虽然也逐年有所增长，但进展明显减缓。“三五”期间年均增3.12%，“四五”为5.25%，其速度均比前两个阶段慢。财贸的摧残更严重，“文化大革命”不久，财政收入就急遽下降，至1968年已锐减为1206万元，比1966年降25.52%。金融机构的宏观调控和监督职能被削弱。合作商店被砍掉，集市贸易遭取缔，流通渠道单一，市场商品匮乏。当时有顺口溜：“南平穷地方，吃肉靠四方，外地一紧张，市民心发慌。”1976年，竟有7个多月无肉供应，全市人均年食肉量降至1.95千克。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南平，也终于结束了裹足缓滞的历史进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南平又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从打破农村旧体制起步。全市17个乡镇228个村50775个农户，相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接着又鼓励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只强调种水稻的单一经营格局。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萌动发展，又逐步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引导农业生产向适度规模经营迈进。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城市经济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急切。1980年正式呈文向上级请战：立即进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11981年2月，省政府下达批文，南平市被确定为全省第一个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市。于是，先简政，撤局并委；后放权，5次下放33项自主权；再承包，明确责权利。就这么“三斧头”，南平工业经济翻了一番。
　　一石激千浪。金融、物质、劳动用工、住房制度、科技文教、体育卫生等，也都纷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88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72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之一。南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因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把古城发展史推向空前的高峰。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比增2.24倍，国民收入比增2.07倍，财政收入比增3.44倍，教育经费比增5.12倍，文化经费比增13.2倍，体育经费比增55.8倍，科技经费比增22.14倍，卫生经费比增3.58倍，职工人均工资比增2.80倍，农民人均收入比增1.79倍。
　　“昔传双剑合，今见万家荣。”南平是古老的，但又是年轻的。历程维艰，高峰迭起。
　　

(四)
　　

　　南平，大有潜力，前景广阔。
　　毫无疑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949年至1990年，南平的成就前所未有，在古城发展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南平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繁荣程度，有许多主要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口20万以上的县级市的平均水平。但和其他城市一样，南平的优势和劣势，往往又是并存的，一定条件下，又是相互转化的；同时，优势和劣势还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区别。
　　南平目前的外向度还不够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1990年，南平的“三资”企业尚仅26家，实际利用外资530.37万美元，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8%。引进项目的技术起点较低，规模偏小，26家平均到资额仅20.39万美元。产品出口，低档的多，高档少；轻纺多，机电少。农副产品虽说地产丰富，且有广袤的内陆腹地，但也尚未形成出口创汇规模。这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从所处的地理区位来看，都显得很不够，潜在的优势远未充分发挥。
　　与地理区位相关联的交通优势，也有待于更好地转化为流通优势，以此催生出第三产业的特别繁荣。南平的第三产业是滞后的。199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只占全市就业数的17.5%，产值仅占18.85%，还低于全国人口20万以上县级市的平均水平(全国就业占20%，产值占27.85%)。这对于一个工农业产值比接近9∶1的发达程度的城市，对于一个在全省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中担任“二传手”的物资集散地，对于一个客货流量仅次于省城福州的水陆交通枢纽地来说，其滞后程度就更显突出了。1990年第三产业中社会商业网点4337个，平均每千人拥有网点9.6个，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95%以上的商号，店面小，设施简陋，仓储不足，缺乏与南平地位相称的大批发中心、大集贸中心和大商场。全市批发企业年销售额6000万元以上者，仅五交化站工商股份集团1家。第三产业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商品经营性行业占87%，而劳力性服务行业仅13%。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且为全国著名风景区武夷山的中转站，可全市仅有1家二星级宾馆，其余70%的客房尚无卫生间配套设施。因此，第三产业这个领域，可以而且应该增加的就业人数及其投入产出的潜在优势，是相当可观的。
　　山地资源，原为南平又一优势，亦为几千年来南平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的已得到开发利用，有的还未充分利用，潜在的优势也很大。境内连片草坡就有2486.67公顷，还有难以计数的四边地和农作物秸秆等，但目前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7.37%。而且在这为数不大的畜牧业产值中，仅高脂肪低蛋白的生猪就占96.88%，而高蛋白低脂肪的牛羊兔等诸多草食动物合起来只占3.12%。所以山地草坡的畜牧优势，基本上还处于潜在状态。南平的农业用地只占整个农林用地的11.48%，但这个部门的劳动力却占农村总劳力的84.93%；而占农林用地88.52%的林业用地，投入的劳力只占农村劳力的12.54%。就林相结构而言，20.24万公顷山地，用材林占68.18%，经济林仅14.12%。而且用材林的林种单一，连续种植，地力衰竭；经济林中，低产老化品种占三分二以上。因此，从山地资源与人力物力的配置比例来看，山地资源的优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此中潜在的经济增长点还很多。再就林产加工来说，南平一向重视这一优势的发挥。据1985年调查统计资料，全市直接以木材为原料进行转化加工成产成品或半成品的产值约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27%，如果加上林业本身木材生产以及间接用木材为原料生产的工业和商业等产值，约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5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平的优势、潜力、希望、兴旺，都在于山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因此，更有效地挖掘此中潜力，提高山林资源综合利用率，就显得特别重要。目前，南平的木材产品中，商品原木占去50%以上，还有大量木材未予很好加工，多为初级产品，二次加工和深度多层次加工的增值环节薄弱。全市72家林产加工业中有65家属乡镇企业，占90%，但产值仅占5%，多属高物耗低产值的加工业。另一方面，造纸属林产加工高附加值产业，可南平造纸厂所需的松原木，当地又未予满足供应，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料材还得靠外调。故此，调整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结构，优化山地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潜在的优势，提高木材加工增值比，对南平经济的腾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对于南平来说，委实得天独厚。一江三溪七十二支流，既可用以发展水电能源工业，又可发展淡水养殖和水上旅游。南平的水能理论蕴藏量居全省之冠。1990年，总装机容量已达33.74万千瓦，但仍只占蕴藏量的36.68%，潜能极大。淡水养殖也有待于大发展，境内水域面积约299.08公顷，但1990年，渔业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94%。水口水电站建成后，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前景更为广阔。当然，这种广阔的前景，是以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为前提。南平是新兴工业城市，造纸、针纺等高排污行业又特别发达。目前，闽江南平段地面水COD指标年平均值为3.85毫克/升，属国家三类水标准。其中水东段面枯水期和塔下段面丰水期，还达不到国家三类水标准。在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污口的下游，已形成明显的污染带。因此，污染问题不解决好，势必影响农业特别是养殖业的发展，水上旅游的前景亦将成为泡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平之水，既为优，又堪忧。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工业，乃南平经济主体，亦财政主要来源。1990年产值占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89.4%，已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工厂是“小三线”建设时兴建的，带有明显的“嵌入型”痕迹。工业内部关联度差，缺乏应有的集聚效应。据国家行业分类，全国有41个行业，南平就有32个，分布面达78%。除林产、针纺、机械外，其余多数行业只一个或几个企业，形不成规模优势。有的行业虽有几家企业，可企业与企业之间又各自为政，“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突出。全市12家主要机械厂，铸造车间10个，热处理车间8个，铸造设备利用率40.19%，热处理设备利用率仅6.95%。再就工业的整体实力而言，境内34家中央、省、地属企业技术装备精良，生产规模大，经济效益高；而为数众多的市属企业规模小，设备陈旧，效益不佳。前者，仅占全市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的11.20%，但其产值、税利却分别占61.37%和80.25%；后者占乡以上企业数的88.8%，其产值、利税却分别只占38.63%和19.75%。这种典型的“二元化”工业结构，直接影响了南平工业的整体水平。因此，提高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增强应有的集聚效应，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优化整体结构，发挥工业基础好的群体优势，也是南平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关键。
　　当然，以上种种潜在优势的发挥，又取决于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制约因素的排除。南平的各项社会发展事业均较繁荣，尤其从单项或局部的角度来看，颇有比较优势。但系统的优势并不等于部分优势的简单相加，系统的功能值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整体性的组织联系，取决于各个单项的序列结构。南平的文化教育一向比较发达，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比较高。但系统结构不太合理，福建林学院、南平师专、中央省地属企事业单位的文化素质很高，剔除这些单位后，整个文化素质又偏低。教育本身的结构也亟待调整优化，幼教明显滞后，为全区唯一的未设实验幼儿园的县(市)，全市幼儿入园率亦比全区平均值低8个百分点。南平的专业技术人才也不少，科技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科技力量的分布，与经济建设明显错位。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仅占1.31%，大部分集中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而这些单位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又不甚密切。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管理体制的理顺。南平市作为地处喉襟要地的中心城市，境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复杂多变，条块分割。这就使得农、工、贸的经济一体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也给市政建设、科技文教、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功能的系统结构的优化，本身就是一种潜能，而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潜能。
　　随着城市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入地向前推进，社会功能的系统结构也不断得以调整优化。南平人民，必定会迎来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充分发挥各种潜在优势的大好时机。南平的明天，也必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总-1

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