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 部
对儒家经书的研究，汉唐时期偏重于文字训诂，到宋代，研究风气开始转变，总结前人注疏和考证辨伪之作逐渐增多，形成一个转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闽刻图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综合前人注疏，参以己说，这种研究多以“集注”、“集解”、“集传”的形式出现。这方面的著作甚多。例如：
对《易经》的研究，有宋建阳游酢的《易说》1卷，宋浦城潘殖《忘筌书》10卷，宋福清林栗《周易经传集解》36卷，宋程熙、朱熹《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12卷，朱熹《周易本义》12卷、易图1卷、五赞1卷、筮仪1卷，宋宁德王宗传《童溪王先生易传》30卷，明晋江蔡清《易经蒙引》12卷，明同安林希元《易经存疑》12卷，明漳浦黄道周《易象正》16卷、《易本象》4卷，清安溪李光地《周易观彖》12卷、《周易折中》22卷，清连城童能灵《周易剩义》2卷等。这些著作均能自立一说，大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中朱熹的《周易本义》是元代以后官定读本，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则以康熙帝“御纂”名义流传，影响甚大。
对《诗经》的研究，有宋莆田郑樵《诗辨妄》6卷，宋邵武严粲《诗辑》30卷，宋建阳朱熹《诗集传》20卷，宋古田林岊《毛诗讲义》12卷，清安溪李光地《诗所》8卷等。其中朱熹《诗集传》为元以后官定五经读本之一，其余均收入《四库全书》。
对《书经》的研究，有宋侯官林之奇《尚书全解》40卷，宋建阳蔡沈《书集传》6卷，宋闽县黄伦《尚书精义》50卷，元邵武黄镇成《尚书通考》10卷，明莆田马明衡《尚书疑义》6卷，明连江陈第《尚书疏衍》4卷，明漳浦黄道周《洪范明义》4卷，清安溪李光地《尚书七篇讲义》2卷等，均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中蔡沈《书集传》为元、明以后官定五经读本之一。
对“三礼”的研究，有宋闽清陈祥道《礼书》150卷，宋福清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2卷，宋建阳朱熹《仪礼经传通解》37卷、《家礼》5卷、附录1卷，宋长乐黄幹《续仪礼经传通解》29卷，宋长溪杨复《仪礼图》17卷，宋浦城真德秀《三礼考》1卷，元同安丘葵《周礼补亡》6卷，元长乐敖继公《仪礼集说》17卷，明莆田郭良翰《周礼古本订注》5卷附《考工记》1卷，明漳浦黄道周《表记集传》2卷、《坊记集传》2卷、《缁衣集传》4卷、《儒行集传》2卷，清安溪李光地《朱子礼纂》5卷，清安溪李光坡《周礼述注》19卷、《仪礼述注》19卷、《礼记述注》28卷，清安溪李钟伦《周礼纂训》21卷等，均收入《四库全书》。
对《春秋》的研究，有宋崇安胡安国《春秋传》30卷、通例1卷，宋周安吕大圭《春秋或问》20卷，明浦城徐浦《春秋四传私考》13卷，清闽县林春溥《春秋经传比事》22卷等。除林春溥之作成书较晚外，其余均收入《四库全书》。其中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宋以后被视为权威之作。
对《孝经》的研究，有明漳浦黄道周《孝经集传》4卷，清安溪李光地《考经全注》1卷等。《孝经集传》收入《四库全书》。
对小学的研究，有宋莆田郑樵《尔雅注》3卷，元邵武熊忠《古今韵会举要》30卷、《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1卷，明连江陈第《毛诗古音考》4卷、《屈宋古音义》3卷等。诸书均收入《四库全书》，其中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创了以经正经之路，澄清了以往的妄测，是研究古音的权威之作，历来评价很高。
经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科举应试用书。
科举应试用书包括两类，一类是基本读物，另一类是教学参考读物。宋、元、明、清是科举制度成熟定型阶段，科举考试是士人求仕的必由之路。宋神宗罢诗赋，试经义和策论，儒家经书和正史成为士人准备应试的基本教材。对儒家经书的解释，到南宋宁宗嘉定以后就统一以程朱学派为标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颁为教材，从此以后，理学在科举考试中占主导地位，理学家的经史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读物。
在科举制度下，科举考试用书是大量的、持久的社会需要。刊印科举用书自然成为刻书业的重要盈利来源。福建是闽学兴盛之邦，建阳是宋、元、明的南方刻书中心，当地文人荟萃，因此，编印科举考试用书也一直是福建刻书业的大宗生产。就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说，经史及其注本始终是福建官刻、坊刻和私刻的主要品种，许多经史典籍的闽刻本都不止一种，有些还一再翻刻、重刻。以《周易》为例，《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24卷，就有元延祐元年(1314年)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刊本、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建阳坊刻本、明福建监察御史吉澄官刻本等多种。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有宋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刊本，又有元泰定刊本、明建阳慎独斋刊本、吉澄刊本、莆田黄仲昭刊本等多种。蔡沈《书经集传》有宋建阳刘氏南涧堂刊本，又有元刘氏日新堂刊本、明嘉靖福建监察御史吉澄刊本、明建宁知府杨一鹗刊本等多种。总之，应试必读的经史著作在福建各地刊印次数多、流通量大，保证了广大士人阅读的需要，对科举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经史典籍加上各种注释，数量繁多，准备应度的士子往往“苦其浩瀚”，十年寒窗也研读不尽。于是，南宋以后出现了许多科举考试的参考读物，以适应广大士人的应考需要。这类读物有两种，一种是类书形式，另一种是时文选注形式。所谓类书，就是采录文献典籍上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汇辑而成的资料汇编。它的分类既有大类，又有子目，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所录资料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经史百家的各种知识，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类书的主要作用是便于查检，可以根据临时需要检录资料，方便实用。对于广大士子，使用类书往往是应付考试的捷径，因而极受欢迎。而刊印这类读物，也以建阳书坊为最多。《四库全书总目》说得好：“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粹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卷一三五)这段话说明刊印这类书籍确有客观需要，建阳书坊紧紧抓住了这种需要，充分利用其雕印技术条件，大批生产，行销各地，品种数量之多，流通之广，均居全国第一。在这情况下，有些书访不免粗制滥造，引起人们的非议。
但就整体而言，福建古代的科举应试用书，特别是经史典籍的大量刊行，对福建地区科举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培养人才方面提供了文化环境和客观条件，对文化积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封建社会的人才而论，福建古代人才的培育，是和刻书业的发展同步的。跟中原地区比较，福建文化开发较晚。隋代以前，福建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唐朝中期以后，才出现科第人才。福建科第之盛，是从北宋开始的，到南宋已跃居全国前列，人才辈出，被称为“海滨邹鲁”。据统计，从隋大业二年(606年)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科举制，历时1298年，全国共举行670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102000余人(特奏名除外)，其中闽人10800余人，约占九分之一。而同期福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在唐前期少于1%，最多者在南宋时占12%左右，平均一般年份仅占7%左右。按人口数与进士数的比例，福建进士居全国前茅。其中比例最大的是宋代和明代。而这个时期正是福建刻书业的繁荣期。其次，在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县一级进士名额数以千计的极少，其中福建有四个县，即晋江(共有进士1284人)、闽县(共有进士1159人)、莆田(共有进士1166人)、建安(今建瓯，共有进士1107人)。而这几个县也都是刻书业繁荣的地区。(以上数字据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福建文化概览·福建科举》)
再就时代而言。唐五代时福建处于开发初期，也是雕版印刷业萌芽时期。这期间全国举行304次进士科考试，共录取7168人。其中福建仅有74人，占总数九十五分之一。同期福建人口在70万左右，占全国人口数的八十分之一左右。按人口比例，福建进士的数额少于全国平均数。宋代福建科举一跃而居全国第一。《宋史·地理志》称：“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两宋共举行118次进士科考试，录取进士3万多人。其中福建7607人，将近四分之一。同期福建人口只有220～320万之间，平均占全国人口8%左右。按人口比例，福建进士居全国之首。以州计算，北宋全国有400多州(军)，南宋有200多州(府)，而福建宋代就有进士2303人，居全国各州第一。其中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庚戌科，福州进士118人，占全榜三分之一多。以县论，北宋全国有2000余县，南宋有1000多县，而建瓯县宋代进士有994人，为全国各县之冠。明代为科举制度极盛时期，在267年间共举行进士科考试77次，录取进士2万人左右，其中闽籍进士2410人，约占八分之一。进士总数比例虽少于宋代，但如按人口比例，却大于宋代。
宋明时期，福建科举文化高度发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福建刻书业的繁荣和图书流通量的不断增大。宋明时期既是福建科举文化的极盛期，也是福建刻书业的高峰期，二者同步发展，清楚地表明了相互间的紧密关系。福建刻书业的繁荣促进了福建科举文化的发达，而福建科举文化的发达也增强了福建刻书业的力量，丰富了福建古代图书的品种和内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二)史 部
在古代闽人编刻的书籍中，史地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有些史学著作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意义，一直为后人所重视。
对通史的研究，除朱熹《通鉴纲目》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已见上述外，首推郑樵的《通志》200卷。全书包括本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列传115卷、载记8卷，共500余万字。体例本于《史记》，记事上起三皇，经传下迄于隋，略则下至唐宋。纪传部分基本上是连缀史书旧文而成。全书精华在二十略，内容精审赅博，贯通古今，为治学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特别是其中的《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均为郑樵独创，《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等内容也很精彩，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崇安胡寅(1098～1156年)于宋嘉定间编撰《读史管见》30卷，为读《资治通鉴》而作，体现胡氏家学的史学观点。《四库全书总目》评说此书“多假借论端，自申己说”，“其亦有所为而著书者也”。书中借古讽今，讥议秦桧的投降政策，在当时颇为人们所重视。
明长乐谢肇淛《史觿》17卷。此书体例较新，摘取十七史中隐僻字句，标列成编，一史一卷。所谓“觿”，即解结之意。
清晋江陈允锡《史纬》330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说此书盖访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意，“卷帙浩繁，用力可谓勤至。然其中繁简失度，分合无义者亦尚不少”。
以上诸书均收入《本库全书》。
断代史方面较重要的有：
《春秋传》30卷，宋崇安胡安国撰。
《春秋或问》20卷、附《春秋五论》1卷，宋南安吕大圭撰。吕大圭，字圭叔，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知漳州，元兵至，抗节遇害。此书评论《左传》、《谷梁》、《公羊》三家得失。《总目》说：“是书大旨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谷梁》而深排《公羊》。”
《春秋四传私考》13卷，明浦城徐浦撰。徐浦，字伯源，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宫监察御史。《总目》评说：“是书举左氏、公、谷、胡传之异同，衷以己意，持论颇平允。”
宋代编纂本朝历史的私人著作很多，蔚为风气。其中闽人著作占有很大分量。著名的有：
《类编皇朝大事记》23卷，宋晋江吕中撰，福安缪烈编校。
《宋九朝编年备要》30卷，宋莆田陈均撰。
《皇王大纪》80卷，宋崇安胡宏撰。
《四朝闻见录》5卷，宋浦城叶绍翁撰。
《中兴小纪》40卷，宋建阳熊克撰。
《靖康传信录》3卷，宋邵武李纲撰。
明代闽人编纂本朝历史的著名著作有：
《名山藏》109卷，明晋江何乔远撰。何乔远，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南京工部右侍郎。《名山藏》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分为三十七记，记述从明太祖至穆宗(1368～1572年)，计十三朝二百余年史事，多取材于野史旧文，保存了不少稀有资料，如《货殖记》所述江南大地主发家和工商业情况，《王享记》叙述蒙古族、女真族以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涉及经济史、民族史和对外关系史研究，史料价值很高。清政府忌讳此书所载，列为禁书。
人物传记类闽人编刻亦多。著名的有：
《宋名臣言行录》(一名《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10卷、后集14卷、续集8卷、别集26卷、外集17卷。宋朱熹辑。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60卷，宋建安章定撰。
《伊洛渊源录》14卷，宋建阳朱熹撰。
《汉唐宋名臣录》5卷，明晋江李廷机编。
《皇明名臣言录》4卷，明晋江李延机纂。
《闽中理学渊源考》92卷，清安溪李清馥撰。
地理方志方面的著名著作有：
《方舆胜览》70卷，宋崇安祝穆纂。祝穆字和甫，其先世由安徽迁闽，遂为崇安人。幼从朱熹受业，官迪功郎。此书成于理宗时，以南宋十七路为范围，分为建置沿革、田赋、户田、关塞等12门，尤详于名胜古迹，采撷甚富，是研究南宋地理的重要著作，一直为后世所重视。
《东西洋考》12卷，明龙溪张燮撰。张燮(1574～1640年)，字绍和，万历举人。此书成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分为西洋列国、东洋列国、外纪、舟师、逸事等八考，依据史传邸报档案和故老传说、商人舟师见闻，记述明后期海外贸易与交通，内容丰富，为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必读书。
以上所列，大抵都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并被收入《四库全书》，获得较高评价。
此外，南宋赵如愚在泉州提举福建市舶司期间，通过询问船商海客，广泛收集外洋资料，编纂《诸蕃记》一书，记录南洋、印度洋、阿拉伯、东非洲各国的风土物产，提供了中西交通史上的宝贵资料。刊行后被译为外文。
(三)子 部
对诸子的研究，有唐长乐林慎思《伸蒙子》3卷，南唐泉州谭峭《化书》6卷，宋闽清白玉蟾(即葛长庚)《蟾仙解老》1卷，宋建阳朱熹《阴符经考异》1卷、《周易参周契考异》1卷，宋福清林希逸《道德真经口义》4卷，宋瓯宁吴秘注《纂图互注扬子法言》10卷，宋建阳宋咸注《法言》10卷，宋建阳阮逸《中说》10卷，宋建安黄晞《聱隅子歔欷琐微论》2卷，明莆田林兆恩《道德经释略》6卷、《林子三教正宗》36卷，清安溪李光地《阴符经注》1卷等。其中《化书》、《中说》等均列入《四库全书》。林兆恩著作被目为异端，列为禁书。
福建古代图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充分反映了理学的成就，在闽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早在北宋初期，福建学者就参与了理学的开创。其代表人物是“闽中四先生”，即侯官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全祖望《宋元学案》把他们视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前驱者。特别是陈襄，字述古，学者称古灵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官至天章阁侍讲。任地方官时，他在所到之处均兴办学宫，前后收徒“过千人”。他以“诚”为哲学最高范畴，是立身行事的根本，强调加强道德修养。著有《易义》、《中庸义》、《古灵先生文集》等。郑穆曾任国子祭酒，陈烈曾为国子直讲，周希孟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著有《易义》、《诗义》、《春秋义》等，弟子达700余人。这四先生的活动开风气之先，是宋代理学的先行者。他们的著作对理学的形成起了先驱作用。
继“闽中四先生”之后的是“南剑三先生”，即南剑州的杨时、罗从彦和李侗。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人。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著有《杨龟山先生集》42卷。杨时是洛学代表人物程颐、程颢的得意弟子。他修订了《伊川易传》，又将二程语录改写成《河南程氏粹言》，并著《中庸义》一书，阐发了二程的学说。杨时的直传弟子罗从彦(1072～1134年)，字仲素，学者称像章先生，南剑州沙县人。著有《罗豫章先生文集》，福建有多种刻本。罗从彦的弟子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今南平市)人。他是朱熹之父朱松的同门好友，朱熹曾从学于李侗，对李的人品学问极为赞赏。李侗一生不做官，不著书，只有朱熹为他编的《延平答问》和少数语录流传于世。南剑三先生递相授受，致力于二程洛学的传播与阐发，是洛学与闽学的重要中介人物，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也是闽学的先驱。
在朱熹之前，闽中早期理学还有一个学系，即“武夷胡氏五贤”。“胡氏五贤”指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等父子叔侄。胡安国(1074～1138年)，字康侯，号武夷，谥文定，崇安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他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所著《春秋传》30卷，被元明统治者定为科举应试的必读课本。《宋元学案》称，胡安国之后，“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著”。致堂指胡寅(1099～1157年)，字明仲，号致堂，胡安国长子，宣和三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其学强调心理合一，反对佞佛，尝作《崇正辨》以辟佛。著有《读史管见》、《论语详说》、《崇正辨》、《斐然集》等。五峰指胡宏(1105～1161年)，字仁仲，胡安国季子，世称五峰先生。他力主抗金，不与秦桧为伍，一生不入仕途，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20多年，“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五峰学案》)，是南宋初期学术造诣最高的理学家之一。著述不多，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知言》一书中。胡宁，字和仲，胡安国次子，幼随其父习经史，学者称“茅堂先生”。胡宪(1085～1162年)，字原仲，幼从其叔胡安国学二程之学，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不久返里隐居讲学，学者称籍溪先生。一生主要研究《论语》兼治佛老。朱熹早年曾“侍坐于致堂”，并师事胡宪，深受武夷胡氏家学的启迪。这说明胡氏家学对闽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朱熹之前，对闽学产生影响的福建理学家还有游酢、刘勉之、刘子翚、林光朝等人。游酢(1053～1123年)，字定夫，号广平，学者称絅山先生，建阳人。元丰五年进士，官监察御史，知濠州。他也是二程的高足，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著有《中庸义》、《诗二南义》、《易说》等。朱熹在《论语集注》、《或问》、《精义》等著作中多次采用游酢言论。刘勉之(1092～1149年)，字臻中，号草堂，学者称白水先生，崇安人。以乡贡入太学，因反对秦桧当权，辞官归里。读书讲学，常与胡宪、刘子翚等人论学，并与朱熹之父朱松友善。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号病翁，学者称屏山先生，崇安人。其父刘耠，兄刘子羽，都是抗金将领。子翚以父荫授承务郎，通判兴化军。不久辞归武夷山，与胡宪、刘勉之、朱松为道义之交。刘勉之、刘子翚和胡宪同为朱熹早年业师，视朱熹如子侄，对朱熹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林光朝(1114～1178年)，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人。隆兴元年进士。不久回乡讲学，四方来学者甚多。朱熹少时曾到莆田听林光朝、方翥讲学，“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至忘寝食”，可见受其影响之深。
总之，在朱熹之前，福建早期理学家辈出，他们对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闽学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朱熹成为闽学的代表，就是继承了北宋理学，包括福建早期理学的成就，在他们的基础上集理学之大成的。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安徽婺源，以其父朱松为入闽始祖，曾自称“建人”。他生长在福建，生平讲学著述主要在福建，晚年筑室建阳考亭，因而他创立的学派称为考亭学派，以他为代表的理学称为闽学。朱熹生平著作十分宏富，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据统计，朱熹著述总共多达126种。这些著作在朱熹生前身后大多有闽刻本流传。使其学说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传播四方，为濂、洛、关等学派所不及。
朱熹创建的闽学即考亭学派，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开创，到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去世时，经历了30年的发展。朱熹于乾道六年(1170年)在建阳天湖建寒泉精舍(后改为云谷书院)从事讲学活动，前后近11年。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曾在泉州、莆田、福州等地讲学，后在崇安武夷山建武夷精舍，在这里讲学授徒，直到绍熙元年(1190年)赴漳州任职为止。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回建阳，于绍熙三年(1192年)在建阳三桂里的考亭建书院，匾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扩建，更名沧洲精舍，淳祐四年(1244年)御书“考亭书院”。四方来学者益众，与其他学派也有广泛交流。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党徒发动庆元党禁，朱熹被劾，朱熹学说被列为“伪学”，以“逆党”遭禁。这期间朱熹曾避难离开建阳，到古田、顺昌、长溪、闽清、长乐、泰宁等地作短暂停留，讲学不辍。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去世。朱熹死后二年始解禁。据统计，朱熹门人有姓名记载的约500多人，无姓名记载的更多。其中除福建最多外，还有来自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湖北、山西、广东、河南、四川等地，门人分布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为孔子以后所罕见。其中较著名的是福州的黄幹(朱熹女婿)，建阳蔡元定及其儿子蔡渊和蔡沈、刘爚，古田的林用中，崇安的祝穆、江默，顺昌的廖德明，邵武的何镐、怀安(闽侯)的潘植、潘柄，惠安的张巽，莆田的郑可学，仙游的林德遇，晋江的杨至等。他们不仅求学，而且协助编纂。
朱熹讲学期间，还利用建阳地区刻印力量雄厚的条件，在建阳崇化建同文书院，既贮藏图书，又从事图书刻印售卖活动，刊刻书籍甚多。在刻印过程中，他先让“诸生分校”，然后“亲为看过”，注意校勘质量，态度严谨。所刻书籍，由其儿子、女婿、门人经营售卖。其大女婿刘学古、门人林用中等即参与经营管理。
朱熹殁后，在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努力下，闽学继续得到发展。如被推为闽学道统的继承者黄幹(1152～1221年)继承朱熹未竟事业，作《续仪礼经传通解》，又作《朱子行状》，论述朱熹的学术思想。李方子(1169～1226年)在光泽创建云岩书院，著《道统论》，阐发朱熹之学。蔡沈(1167～1230年)遵朱熹之托，用20多年时间撰写《书经集传》，开辟了《尚书》研究的新途径，建立了闽学象数理论，后人尊称九峰先生，他的学派称为九峰学派。陈淳(1153～1217年)，号北溪，尤溪人，嘉定间著《北溪字义》，发挥了《四书集注》的理学思想。朱在，朱熹的儿子，嘉定年间知南康军时曾修建白鹿洞书院，并编定《朱子大全集》，后经李道传、李性传、黄士毅等人增补分类，编为140卷。廖德明于嘉定间开始编朱熹语录1卷，杨与立(浦城人)于嘉定十三年(1221年)编《朱子语略》20卷，后续者一编再编，到咸淳六年(1270年)出版了最完整的《朱子语类》。真德秀(1178～1235年)，字希元，号西山，浦城人，推崇朱学，嘉定间作《大学衍义》43卷，受到宋理宗嘉许。理宗大力倡导朱熹学说，诏立建阳朱子祠，御书建阳“考亭书院”，又为朱熹诞生地龙溪南溪书院赐匾。自此以后，闽学的社会地位根本转变，闽学著作的刻印也形成热潮。从南宋后期直到清朝，闽学著作一直是福建刻书的一个重点，许多著作还有多种闽刻本。总之，闽学的发展丰富了福建刻书的品种和内容，福建刊刻大量的闽学著作也促进了闽学的发展。
在子部中，反映古代科技成就的有：
《武经总要》40卷，宋晋江曾公亮奉敕撰。曾公亮(999～1078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人。天圣间举进士，累官集贤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太保致仕，卒谥宜靖，赠太师。宋朝兵事多，朝廷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谋略，于庆历四年(1044年)编成《武经总要》，仁宗亲制序文。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分前后两集，各20卷。前集包括军事制度15卷、边防5卷；后集包括历史故事15卷、阴阳占候5卷。此书在科技上的成就，一是对冷兵器的研究。书中所载的各种兵器，不但质地精良、工艺精细，规格统一，而且具有品种多样、作用齐全、适应各种作战需要的特点。这些兵器是在吸收以前各朝兵器优点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实战需要而制造的，成为宋代制式装备兵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二是对筑城技术与城战器械的研究。书中对筑城地形的选择、材料的准备、城墙建筑的要求和城垣各部分的配合都作了科学的设计，形成了一个以城内为中心，点线结合、综合配套的城防体系，为后代所遵循。三是对战船战车的研究。书中所载战船有大有小，作用各有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记载了航海所需的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指南鱼是用薄铁叶排成鱼形，利用强大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磁化的方法，顺着地球磁场的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这一人工磁化方法的创造，在地磁学上是一件大事。它是发明航海指南针的前导，后经改制成指南针，在11世纪开始用于航海。《武经总要》因此成为研究指南针发明的重要资料。四是对火药配方与火器的研究。《武经总要》记载了我国最早的三个完整的火药配方和世界上第一批军用火器。这三个火药配方标志着我国火药发明阶段的结束和用于军事的开始，在兵器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武经总要》还配有各种武器图。刊印以后，不仅提供了研究宋代以前军事技术的珍贵资料，而且在编写体制上对后世的兵书著述和实际运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襄的《荔枝谱》和《茶录》。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官著作郎馆阁校勘、福建路转运使、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职，并先后出知福州府、开封府、泉州府，卒赠吏部侍郎。为官刚正忠直，政绩斐然。《荔枝谱》记述了荔枝的生长特征、品质区分、加工储存方法和食用功效，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果树栽培学专著，具有很高的植物学价值。《茶录》简要记述了茶叶色、香、味的判别、烹茶的技巧、茶叶的收藏、保管、加工的方法，以及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等，也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蔡襄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他第二次出知泉州府时主持修建了万安桥(俗称洛阳桥)。在建桥以前，由泉州北上的通道被洛阳江阻隔，洛阳江入海口处水流湍急、风大浪高，加上水面开阔，水深异常，不时发生过渡船只舟沉人亡的惨祸。蔡襄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祐三年(1058年)两次出知泉州府，亲自主持建桥工程，终于嘉祐四年(1060年)建成了洛阳桥。洛阳桥是一座规模空前的大型石构桥梁，桥长3600尺，宽15尺。全桥用花岗岩石料砌成，利用江中心岛构筑，所以桥分为两段。整座桥气势磅礡，雄伟壮观，而且在桥梁技术上有许多贡献，如利用落潮时，用船装载大石块抛入水底，建成水下石堤，作为桥梁基础；应用尖劈形石桥墩，以分开水势，减弱水流的冲击力，达到保护桥墩的目的；利用潮汐的涨落，浮运和架设石梁，使石梁能在落潮时自动降落到预定的位置上；利用繁殖牡蛎以固结桥墩，加固了桥墩结构，避免被江流和潮汐冲散。所有这些，都是杰出的科学壮举，使这座桥梁成为划时代的千秋伟业，并在福建特别是泉州一带兴起了一个建造石桥的热潮，先后建成大中型石梁桥数十座。其中以晋江县安海镇的安平桥(俗称五里桥)为最长。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章中对福建的这一系列板梁桥评价很高。蔡襄在这方面有首创之功。蔡襄建造洛阳桥的情况反映在明清时期的《泉州府志》和《惠安县志》中。
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新仪象法要》。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出身官宦世家。宋庆历二年(1042年)与王安石同榜进士，官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太子太师致仕。在5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苏颂历任中央和地方多种官职，从事多项科技活动。这方面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嘉祐间他任馆阁校勘时奉命和掌禹锡等人校勘了8部医药学著作，修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并整理了大量药物图说，撰成《图经本草》一书。本草著作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代起，历代都有政府组织编撰和颁行本草著作。宋太祖时组织编撰了一部《开宝重定本草》，载药从唐本草的850种增至983种。到仁宋时，下诏命直集贤院检讨掌禹锡和苏颂等人为校正医书官，先后校正了8部医药书，并在《开宝重定本草》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说，正误补注，撰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于嘉祐六年(1061年)刊行，共21卷，载药1082种，较《开宝本草》有很大进步。与此同时，在开展一次全国规模的药物普查时，各地送来了大量的药物图形和图说。朝廷命苏颂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分类、整理、考订，于嘉祐六年撰成《图经本草》一书，次年刊行。《图经本草》共收药780种，药物图933幅。这些图至今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许多植物图可用作鉴别各种植物的科、属、种的可靠依据。在《图经本草》中，苏颂发展了古代本草的传统，不仅引述《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关于产地、形态、性状、收采时节、炮炙方法、主治功用等内容，还对古今各地的产品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苏颂对每一药用植物按照苗、茎、叶、花、果、实的顺序记载，并对花萼、子房、种子的形态都有具体描述，对研究植物生态学做出了贡献。此外，在这以前，药物与方剂著作是分别编纂的，苏颂在《图经本草》中第一次把本草著作与方剂放在一起，对药物炮制也给予应有的注意，既有很高的科学性，又体现了它的实用性。
《图经本草》编成后，由国子监刻版印行。以后版本失传，但它完整地保存在北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南宋张存惠《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著作中，继续流传于世，其中包括闽刻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此书的辑复本。
苏颂在科学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制造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并在这基础上编撰《新仪象法要》一书。元祐元年(1086年)朝廷命令苏颂组织鉴定当时选置于几个天文机构的三架观测用的铜浑仪。苏颂汇报鉴定结果后，提出了建造一架把观测用的铜浑仪和演示用的水运浑天仪合在一起的水运仪象台。次年经朝廷批准，由苏颂组织专门机构从事制造。元祐七年(1092年)造成，名为水运仪象台，同时又造成一座假天仪，使仪象台兼有仪和象的功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指出，这是世界机械钟表的祖先。与此同时，苏颂把这台仪器画成图形，写成书册，这就是著名的《新仪象法要》。全书分3卷。卷上介绍浑仪，卷中介绍浑象，卷下介绍水运仪象台整体和水运、报时机构。全书图文结合，先图后文，详细介绍仪器整体面视和各个部件的结构及其运转方法，揭示了水运天文仪器的秘密，极为珍贵。卷中还有5幅星图，也是世界星图史上的珍品。
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也是一部科学著作。《昆虫草木略》共两卷，记载植物300余种，动物130多种。与以往涉及动植物的著作不同，郑樵重视实地观察研究。他经过数十年的山林生活，通过深入实际，首先了解动植物的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情况，把动植物的地方名称和古今异名统一起来，做到名实相符，改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避免以讹传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次，他通过实地观察，仔细了解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按性状和用途将植物分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5类，把动物分为虫鱼类、禽类和兽类3类，共8大类。他纠正了过去的《证类本草》把动物和植物交错排列的混杂情况，把植物排在前，动物排在后，分类比较科学，有些方面还反映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顺序，在分类体系上超越了前人。郑樵也重视古代农学、医药学对动植物学发展的影响，在《昆虫草木略》中既有农用动植物，又有药用动植物，采取按植物形态结合应用的分类方法，体现了早期植物学以实用为主。郑樵对动植物的形态和生态习性有细致的观察和描述，他的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反对因循守旧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难能可贵的。
宋慈的《洗冤集录》。宋慈(1186～1249年)，字惠父，建阳人。宋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历任福建、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刑狱官，广东经略安抚史。清正廉洁，断案精明。他博览历代法医学著作，结合多次办案经验，于淳祐七年(1247年)撰成《洗冤集录》5卷。《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全书分为53项，包括了法医学的主要内容，如现场检查、尸体检查及各种死伤的鉴别，同时涉及生理、解剖、病因、治疗、药物和急救等方面的医学知识。书中正确描述了人体骨骼名称和位置，记载了生前死后骨折的特征，对骨骼损伤的检验，对各种死亡的现场检验方法及死者特征都有系统详细的描述，还记载了尸体腐烂受气候、年龄、体型的影响等，都是法医学史上的重要成就。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各种解毒、救死药方，对一般医学也有贡献。《洗冤集录》奉旨颁行，先后被译成荷兰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法医学史上有重要影响。
明代福建刻书家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刻印，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明代建刻通俗小说题材广泛，有讲史小说，如熊大木《全汉志传》；有公案小说，如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有神魔小说，如余象斗《东游记》；有灵怪小说，如《南游华光传》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收录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通俗小说多达30多种，品种居全国第一。建阳刻印通俗小说的书坊甚多，较著名的如余氏萃庆堂刻有《吕纯阳得道飞剑记》、《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等；余氏双峰堂刻有《全汉志传》、《三国志传》、《忠义水浒志传评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全像列国志传》、《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北宋志传》、《忠义水浒全传》、《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八仙出处东游记》等；刘氏安正堂刻有《全像唐三藏西游传》等；刘氏乔山堂刻有《西厢记》、《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等；刘氏藜光堂刻有《全像三国志传》、《全像忠义水浒志传》，等等。据统计，现存的《三国演义》建刻本就多达13种，可见行销之旺。许多刻本都是上图下文，有些还是“全像”，即连环画式。余氏双峰堂刻《水浒传》，有刊记云：“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十余副，全像止一家。”绘制插图成为促进图书销售的重要手段，这在刻印通俗小说方面尤为突出。
在编刻通俗小说方面，建阳书坊还出现了自编自印的出版家兼小说家熊大木和余象斗。以余象斗和熊大木为代表的建阳所刻通俗小说，成为古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集 部
福建刻书业发源于五代，一开始就从事刻印闽人著作。五代莆田著名文人徐寅的《自咏十韵》内有“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是最早反映福建雕刻印刷，也是最早刻印闽人作品的记载。北宋以后，福建刻印闽人著作反映八闽风土民情的书籍日益增多，从宋到清，形成了福建刻书业(包括官刻、坊刻和私刻)的一个传统。这里着重介绍闽人编刻的别集和总集。
编印福建文人的诗文集，可以追溯到五代。与徐寅同时的另一莆田名士黄滔曾编有《泉山秀句集》，据《全五代诗》注称“皆闽士诗”，这是最早编录闽人诗作的总集，可惜明代以后就失传了。到宋代，编印闽人诗文集的逐渐增多。如嘉定年间，朱熹门人李方子编《清源文集》40卷，网罗整理历代闽人诗赋杂文700余篇，真德秀在序里说它“可以验贤才之众多，风物之盛丽，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可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建地方文化的繁荣。宋代闽人编的文学总集很多，其中反映闽人作品的也不少。南宋黄昇的《花庵绝妙词选》就是一例。黄昇，建安人，他的《花庵绝妙词选》20卷，编于南宋淳祐年间。前10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录南宋作品，最后附以黄昇自己的词作38首。《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评价很高。《花庵绝妙词选》收了不少闽籍词人的优秀作品，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隐逸之士和一般文人的词作，只因被黄昇收入书内，才得以流传下来。例如，郡武的严仁、严参和严羽都是当时的名士，号称“邵武三严”。但除严羽因《沧浪诗话》而扬名外，严仁、严参的作品只保存在《花庵绝妙词选》里。书中所附黄昇词作38首，也是经他自己精选的，和其他词作相比，并不逊色。
南宋以后，闽人别集的刻印连续不断，为数甚多。其中著名的有：乾道四年兴化军学刊印蔡襄的《蔡忠惠文集》，次年泉州郡庠又刊印更完整的《莆阳居士蔡公文集》30卷；南宋时泉州刊印的《苏魏公文集》；南宋时福州刊印陈襄的《古灵先生文集》；嘉定六年泉州郡斋刊印李纲的《梁溪先生文集》180卷，另有邵武官刻《梁溪集》，现仅残存38卷；乾道七年邵武军学刊印廖刚的《高峰先生文集》12卷；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刊印朱熹的《晦庵先生文集》前集11卷、后集18卷；淳祐八年龙溪书院刊印陈淳的《北溪集》；淳祐九年莆田郡斋刊印刘克庄的《后村居士集》，元代刊印沙县邓肃的《栟榈集》25卷；宋刊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56卷，已佚，后有明刊本，等等。明清两朝编辑乡贤文集的更多，仅明朝大臣、福清叶向高就以家刻方式刊印了三种唐宋时期福建人的文集：一是晋江欧阳詹的《唐欧阳先生文集》，二是五代黄滔的《唐黄先生文集》，三是宋郑侠的《西塘郑先生文集》。明代福州文人徐
除刊印欧阳詹的《唐欧阳先生文集》外，还刊印宋长溪(今霞浦)名士谢翱的《晞发集》及其兄徐熥的《幔亭集》等。除编印乡贤别集外，明代还有许多热心人士编印地区性的乡贤文献。如莆田郑岳、弘治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编刻了《莆阳文献》88卷，把列代莆仙文人诗文汇为一集，以广流传。后来莆田柯维骐又编《续莆阳文献》。在这前后，晋江何炯编《青阳文献》12卷，辑录泉州地区历代文人的诗文。此外，闽县徐熥编《晋安风雅》12卷，辑录明代福州府264人的诗作，按体裁分类。其弟徐熥闽南唐雅》12卷，辑录唐代闽中40人的诗作。袁表、马荧于万历间合编《闽中十才子诗》30卷，等等。
以上情况说明，编刻福建地方文献，弘扬乡邦文化是福建古代图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地方文献绝大多数被收入《四库全书》，具有全国意义，至今仍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