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最早的人口迁入始于东周。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越国为楚国所灭，子孙“散处海上，其著者，东越无诸，都东冶(今福州)，至漳泉，为闽越。”
　　北方人口南迁入闽和闽越族人外迁始于西汉。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派兵灭闽越国，因嫌“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但迁出的主要是贵族、官吏、军队和仆从，并非全部闽越族人。两汉期间，朝廷开始在福州驻兵和迁官，但规模不大。
　　三国时，孙吴政权在福州驻军迁官，设置典船校尉，“主谪徙造船于此。”成为进入福州的早期移民。在这期间还有外省人为避战乱而迁移入闽。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开始的为争夺中央政权而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导致政权覆灭，战祸连绵，驱使中原士族和民众南逃避难，其中一部分辗转入闽。“自永嘉不竟，中原板荡，江左衣冠右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迁入闽中。”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出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惨状，大批北方人经由浙江、江西进入福建。仅贞元十四年(788年)“奔闽之僧尼士庶”一次便达5000人。
　　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于唐光启元年(885年)随王绪统军入闽，有众3万余人，此后陆续有中原人士南下归属，并就地娶闽越族遗民女子为妻，人口迅速繁衍，又一次实现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据《闽县乡土志》载：“及唐季王氏来闽，随之者有36姓”。据《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载，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福州的12县(内有古田、长溪、宁德三县)已增至94475户。270年间，户口增加3倍。在太平兴国年间的94475户中，主户(土著)48845户，客户(流民)45670户，几乎各占一半。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北方人口纷纷南迁，形成历史上第三次移民高潮。据宋《三山志》记载，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福州户数已从太平兴国年间的94475户，增加到321284户，200年内增加226809户，增加2～3倍多，其中主户211500户，客户109692户，客户也占主户的半数。其中永福(永泰)县客户竟比主户多出2205户和50920口。
　　福州人口外迁。据《宋史·地理志》记载：“福建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是南宋人稠地狭最严重的路，也是对外移民最多的地区。从南宋开始，到明代和清初，更由于海禁和迁界等因素，迫使福州人口持续外迁。
　　宋末和明末，福州曾两度辟为临时都城，有大批官员、军队迁入，但滞留时间不长。元代和清代，福州作为福建省省治，驻有蒙古族和满族官员、军队以及他们的眷属。今日福州的蒙古族人和满族人，当是他们的后代。今日在长乐市洋屿村聚居的满族人，就是清初驻扎在当地的水师旗营的后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际人口迁移，纳入国家计划，数量不大。福州市人口的省际迁移，要经过省级调控，规模就更小了。常规性的省际迁移不外是干部调动、省外招工、高考升学与毕业生分配、服兵役与复员转业等计划行动。民间自发的省际人口迁移，主要是婚嫁和投亲靠友，人数很少，且多数不办理正式的迁移手续。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口省际迁移的环境逐渐宽松，数量也有所增加，在总量上迁出多于迁入。据福州市公安局1983～1994年人口统计年报，在12年中，全市迁出比迁入多30136人。福州市辖5区迁入比迁出多5238人。8县(市)迁出大于迁入35374人。